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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6 18:53 阿土

说起真笨，本来专科毕业时写好了的论文，可没留底稿，这不自考本科即将搞掂，又得交个毕业论文。因为方向是李商隐的无题诗，题目暂定为这个。 １大家对题目有什么意见，请说？ ２有什么相关的资料请多多的贴，真知灼见，纵情贴吧，发到我的邮箱也好啊 哈哈，就这两项吧，再提更多的求助就有点像征集毕业论文啦！ 附信箱：briaqg@yahoo.com.cn或briaqg@163.com

2004-1-26 21:49 瓜小南

李商隐的诗 　　李商隐(813--858)诗继承、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技巧，成就很高。就内容而言，有政治诗、咏史诗、写景咏物诗和爱情诗几方面。李商隐的政治诗中《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安定城楼》较为出色，表达了奋发进取的精神；他的咏史诗《贾生》、《隋宫》构思新巧、措词委婉、意蕴深长；咏物写景诗也有惊人之笔，如《登乐游原》，境界苍凉悲壮，意蕴含蓄。他的爱情诗是最为人们广泛传诵的。他常取名《无题》，或以诗中两字为题做为此类诗的题目，后人就把无题诗作为爱情诗的别称。其实李商隐的无题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隐晦朦胧的爱情诗。诗人的对象和恋情在当时是不能公开的，写相思又无法直说，所以写得迷离恍惚。另一种则是借恋情而寄托激愤，抒发感慨，就象他自己所说：“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以他的两首《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和“相见时难别亦难”为例，前一首写有情男女无法如愿的苦楚，后一首刻画了陷入绝境的爱情，诗情变幻迷离，难以捉摸。 　　李诗广纳前人所长，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顿挫，融齐梁诗的华丽浓艳，学李贺诗的鬼异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缠绵、绮丽、精巧的风格。李诗还善于用典，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隐秘难言的意思得以表达。

2004-1-26 21:50 瓜小南

论李商隐无题诗的感伤情调与佛道意趣 作者：江樵字数：9533 专栏：江樵夜话上传时间：2003-1-16 14:10:12 点数：85 阅读：1762 -------------------------------------------------------------------------------- 　　　　　论李商隐无题诗的感伤情调与佛道意趣 　　 　　　 　　　 [摘要]： “感时伤事”是李商隐无题诗重要的情感特征。无题诗中的悲剧性情致与诗人对于人生的体验、佛道的感悟分不开。正是这种“亦佛亦道”的个体情感，消融了诗人的痛苦，注入了诗歌的幻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人的创作心态，并加大了无题诗解读的难度，使得无题诗增添了朦胧之美，悲怆之美，和生命之美。无题诗的感伤情调和佛道意趣对诗歌的影响很大。 　　　　[关键词]：无题诗；感伤；佛道；多义；悲美 　　　　 　　　　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用“李樊南深情绵邈”之句概括李商隐深细婉曲的诗风，是极有见地的。而义山诗中最能代表其纤巧凄美风格的是其以《无题》为题的爱情抒情诗。这部分诗典雅华丽。音韵和谐、感伤凝重“惊采绝艳”①到了“五色令人目迷、五音令人耳乱”的地步。无题诗之所以能“味无穷而炙愈多，钻弥坚而酌不竭”(《韵语阳秋》载杨亿评义山诗语),其原因在于成功地抒写深挚的感情与佛道意趣。感伤情调是无题诗共同的情感基调。 　　　　对李商隐《无题》诗的深层研究，虽早就有人指出其诗歌感伤真挚的特征，然而多拘泥在诗歌字里行间的摘撷发微，抑或固守在社会大背景中去考辨探觅，却尚未把诗人对于人生的体验、与佛道的理解加以综合起来进行阐发，也就很难以真正地体味到无题诗的情感体验与多义性。因此，本文试图结合实际探讨无题诗的感伤情绪与佛道之间的微妙关系，展现出诗人的创作心态，并提出解读无题诗的新技法，以期说明感伤情调与佛道意趣是无题诗的巨大魅力所在。 　　　　 　　　　一、感伤情调是李商隐无题诗的情感主调 　　　　感伤情调是中国文学作品情感抒发的一大传统，自宋玉《九辨》以来，历代不绝。李商隐所处的晚唐时代，社会的衰落，民生的寥落，国家的动荡，使得人们对于外界的关注内转到对个体心灵的审视和体味。因此，社会现实造就了义山忧郁哀婉的感伤诗美。诗人用精丽的语言形式来表达感伤之情，将两情情境作为审美视角：或忧叹离怀之意，或哀婉异地之思，或缠绵两情之悦，往往于无望中带有执著、于迷惘中凝结清晰，似暗淡而不低迷，似茫然而愈固执。诗人心灵细腻，多愁善感。其以《无题》为代表的爱情诗，多传达的是一种没有确定感和目标感的、扑朔迷离的、特殊爱情生活感受。在这其中，诗人或融入人生体验，或注入自身幻想，或虚无，或泛化，“已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无题》），将感伤的情绪倾于朦胧瑰丽诗境，融多方感触于沉博绝丽之中，形成凄艳之美。 　　　　较之宋后诗人愈来愈多地追求诗作中的理念和趣味，晚唐诗人李义山则更喜欢、也更擅长于用独到的目光去审度人情、世情、时情，抒写自身的感怀情绪，展示出诗人独特的个性魅力。李商隐的《无题》诗多以“相思”为题材，描写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渺落失望而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表现出了各种复杂思想情绪。单就一些具体的诗篇来说，《无题二首》（凤尾香罗薄几重；重帏深下莫愁堂）道出了少女相思时的期待、自伤的心情；《无题》（照梁初有情）中的少女因爱情的失意而心中有怨恨之情；《无题》（八岁偷照镜）写出了姿容美丽、行高洁的少女愿望难成的苦闷之情，诗人借用忧愁的调子感叹个人的沦落，伤感人生的失意；《无题二首》（昨夜星辰昨夜风）中诗人嗟叹爱情今昔相隔，表达出诗人苦闷的衷肠，《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写暮春时节的痛苦离别，表达了悠远而又执著的凄楚思念，融入诗人理想难成的人生感悟；而《无题四首》（来是空言去绝踪；飒飒东南细雨来；含情春宛晚；何处哀筝随急管）中的第一首写男子对远在一方的女子思念，如泣如诉，如梦如烟，孤寂难圆；第二首话尽了深闭闺门的女子对爱情的向往和希望幻灭的痛苦，第四首则写出了东邻老女触景伤情无媒难嫁的彻夜长吧。而七绝《无题》（自道萦回）则蕴含着徒有姿颜、世无赏音的哀怨与感慨。 　　　　就李商隐个人来说，其自小几经离丧，饱受人生困苦，深感世态炎凉，情感细腻脆弱。受党争的影响，诗人“一生襟抱未曾开”、“古来才命两相妨”的不幸给诗人以毕生的怨恨；没落的时世，衰败的家世，仕途的多舛，爱情的失意，别人的误解，妻子的早逝，都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使得他只能用忧郁感伤的笔调，来叹惋时运的衰落，身世的飘零：身世，家世，佛道，从各个方面促成了诗人易于伤感的、内向的性格与心态。他所秉赋的才情，他的悲剧和无助，也使他灵心多感，感情丰富，国事家事，春去秋来，人情世态及与朋友、与异性的交往，均能引起他如潮的感情活动，“瘐信生多感，杨朱死有情”（《送千牛李将军》），“多感”，“有情”，及所带的伤感色彩，在其创作中也很突出。心灵的创伤、生活的磨难、痛苦的经历，浓缩在一首首诗中，委婉曲折的道出了一个幽咽凄迷的内心世界，一幅哀感顽艳的心灵图景，为悲剧时代唱出了一曲曲凄清动人的挽歌。 　　　　凡此种种，李商隐的无题诗，多抒发爱情的不幸，表现爱情生活中的离别与阻隔，期待与失望，执着与缠绵，苦闷与悲愤，处处宣泄的是感伤的主导情感。这正如余恕诚在《唐诗风貌》中所言，“他的无题诗几乎篇篇都在书写其不幸”。 　　　　 　　　　二、无题诗的佛道意趣在于对生命、感性的执着，在于对有求皆苦、无常幻灭的表达。 　　　　（1）、生命无常、命运难宰是义山对佛法的深切感悟，是无题诗反复吟咏的对象。 　　　　李商隐对于生命的关注是基于其个人的人生际遇之上的。他的感悟力，他的洞察力，势必开掘其内心的对美追求的渴望。对于真善美的期待，对于灵动生命的依恋，李商隐的执着赢得的只是无常的流转，好景的成空，面对这一切，“悲剧性的毁灭在诗人的心湖中留下了永久的震撼，并积淀在他的意识深层，和种种无常的体验一起，加重了诗人的悲剧性气质深化了无常感的现实人生内涵。诗人在诗歌中反复咏叹的美好事物的凋零衰落，展现了花谢枝残，香消玉损的惨烈火图景：“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无题二首》），“露花终裒湿，风蝶强娇饶”（《无题二首》），在这里，时而小径低徊，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扼腕喟叹，诗人对生命无常的学茫，忧叹得致到了淋漓的抒发。人生的呤咏，爱情的感伤，痛苦的超越，浓缩了无题诗的意蕴。诗人对于生命的深刻理解，使他通晓命运难宰的道理。无助无力的世人，受无常的左右，为世情所困扰，而对一切世俗的东西，只能也只能感叹自我的弱小可欺与无能为力。《无题》（八岁偷照镜）中的那位少女，才貌双全，精于女红，然而却被深闭在闺门之中，虚度青春，根本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种种情思，只能泣向春风。少女怀春的幽怨苦闷，正是才士渴求用世心情的写照。世事无常，能否担负重担，驰骋才情，个体丝毫不能自主。而诗人关注命运难宰的世人之时，认为世人就如“万里风波一舟”，在无常之流中，飘摇无定，孤寂无助，漫无目的，只知离乡愈远，愈加落寞，亘古凄凉，因此中能依稀听到绝望的心灵在哀吟：“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无题&iexcl;万里风波一叶舟》体现出诗人对人生的深切感悟。 　　　　（2）、有求皆苦、超越痛苦的禅学观照升华了诗人对佛道的感悟。 　　　　李商隐的无题诗多以爱情为表象，通过爱情的悲剧气氛来烘托诗人一生苦苦追求但所落空空的人生巨痛。正由于义山身处晚唐，社会的衰飒氛围，自己所处的饱尝忧患的人生经历，让他看来，“社会现实，人事自然，一事一物，一草一木，都带有衰苦的情调并成为感伤衰苦的心象。”②诗人笔下的情爱世界，多为孤寂凄冷，像风，似雾，若梦，多手不可及，口难言表，事与物趋于泛化，虚化，常伴有怀疑与绝望。“春风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iexcl;飒飒东风细雨来》）诗人将情丝抽象为可及之物，关照至情至纯之物的产生与毁灭，于凄艳中萌发了人生无常的失落感。同时，他的诗又多以咏吧爱别离苦取胜。诗人认同痛苦，传达痛苦，感受痛苦，以为欲求导致了痛苦，求不得苦，于是在凄婉低沉的环境中表现对理想境界的挚热追求和追求幻灭的怅惘之情。“如何风雪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无题》）道出了理想难成，抱志空叹的无奈，至于“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情为探看”则露出了诗人对渺茫希望的执迷，“刘郎已在蓬山外，更隔蓬山一万重”更是对于理想难成的叹婉与绝望。 　　　　（3）、至死不渝的执著是诗人在佛道相融之下心灵的一种整合。 　　　　李商隐善于营造幻境，却认幻成真，执迷不悟。“灵心善感的诗人以其特有的幻想，幻觉梦思超感创造出许多渗透了迷惘感伤情思的幻象，它们或清丽淡雅，或浓艳瑰奇，或恍惚迷离，或鲜明生动，具有多样形态和色彩，但却都是心灵化的”⑤。他的心灵，拥挤着至美情爱的渴望，他的心灵，又真充着虚无幻灭的理解与体味：他追忆过去，哀吟现境，生情发感，执迷不悟；他企冀未来，销融自我，至死不渝，始终辗转于幻灭与追求之中。对于情爱，义山深为向往，既深感其虚幻，，又坚韧不懈的追求，对于两情的相知相悦，“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道出了生死不渝的执着；对于两地相思，“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无题》）话尽了铭骨相思的沉迷。据此可妄下断言：纵使诗人只的那么一点对佛道的理解，平心而论，其内心深处仍旧灼射出诗人对于生命，对于感性的至死不变的依恋与痴迷。 　　　　（4）、从其个人的人生经历来看，与佛道的交往必然带来诗人情感上与佛道的沟通。 　　　　我们应该看到，诗人与佛道的密切交往使其身上处处流逸着虚无的宗教色彩。义山在更多的时候，借助佛道以自慰，寻求哲理以超脱，诗人或顿悟，或半解，或迷茫，或无奈，但至始至终，虚无、执着，伤感……总是其感情的主调，成为诗人挥之不去的心头阴影。对于这种佛道的关注，其诗文也确凿有详述： 　　　　明朝骑马出城外，送我习业南山阿。（《安平公诗》） 　　　　忆昔谢四骑，学仙玉阳东。（《李肱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韵》） 　　　　兼之早岁，志在元门；及到此都，更敦夙契。（《上河东公启》）③ 　　　　实力浮泛之中，早有潜藏之愿；异时仰陪仙装，归从元游。（《上李舍人状六》）④ 　　　　而至东川，义山骤变，始信佛禅，交游纳子，思想也近于佛家，这在其诗文中也略有反映：《樊南乙集&iexcl;序》云：“三年已来，丧失家业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佛理，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唐梓州慧义精舍禅院四证堂碑铭》开篇即指“明宣大中七年尚河东公作四证堂于梓州慧义精舍之南禅院”。而同集卷《道士胡君新井竭铭一篇》开宗明义：“梓潼帅所治城东北一里有宫曰紫极宫，宫有道士曰胡宗君。” 　　　　由此可知，诗人当时思想之状况，消极虚无，遁入佛道，但又不是对于佛道的简单演绎，而是对佛道采取了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纠其原因，不外乎人生遭际多舛，政治仕途不佳，生活、事业苦闷，年老体衰、多病，思妻、念乡心切，诸此种种。 　　　　 　　　　三、感伤情调与佛道意趣的相互融入加深了无题诗的朦胧美与悲剧美。 　　　　（1）佛道在李商隐思想上的交织影响了其个人的创作心态。 　　　　李商隐“沦贱艰虞”的坎坷经历，羁旅飘泊的孤孑身影和仕途难通的悲剧命运为无题诗准备了丰富的辛酸素材和凄凉的人生体验。诗人只能在佛道中追求慰藉，他在佛道的关照之下，抑囿于矛盾之中，正是这种矛盾也促成了无题诗所流露出的情感上的矛盾性。他对于佛道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佛道灌注了个人的意识在其中，因此他的诗歌契合的佛旨道玄，是在人生体验层面上契合，是精神感悟上的契合，而不仅仅是词语字面、名相义理上的契合。同时，诗歌充满了道趣，是虚化爱情悲剧的道趣，是所落空空的道趣。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佛道的交织，融释了诗人的人生痛苦，注入了诗人的人生幻想，使得诗人仍执迷于一个“亦道亦佛”的精神理念之中，这也使得诗人的灵善细腻的心灵，在冥冥之中受到二者绞合之下的震撼：反省无常，体验空空，哀伤无定，咀嚼失落，皆是其创作心态的反观。诗人的心灵中始终弥漫着一种表现欲，一种传达欲。因此，诗人的无题诗创作，大都出于欲人知又不欲人全知的矛盾心理，其诗也似隐非隐，欲盖弥彰，半遮半掩，却往往能够引有发省，能上能下人入胜。对于丧失家道，义山郁郁不乐，藉佛理以求解脱烦忧，蕴道学隐曲内心，，故佛道成分兼有。商隐有匡世之心，有出世念头，也重视自身价值与创造，反对机械复古。而这种自主与主信的心态也与佛道不无关系。 　　　　（2）佛道相融之下，李商隐的离情去欲、心不止境是其伤感心灵的指归。 　　　　李商隐以其独有的情感体验，领悟到有求皆苦，无常幻灭的佛教真谛，汲取了佛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痛苦，消融了痛苦，使其诗歌具有了佛学意趣，也使其诗歌增添了悲怆之美、超逸之美。但这只是局部的，不确定的，他青年时也受到了道家“以人为本”思想的熏 　　　　陶，道家审视个体的生命价值，追求个性解放，关心人的精神，强调道无名，反对用任何正面、否定的方式去勉强描述理论。正是这样，他力图通过他“杜鹃般的歌喉，用泣血的歌呤，引起人们对生命意义、存在价值的深刻反省，引起人们对生命、感性的深情眷恋”。他的创作目的，却绝不在于“先以诗句牵，后令入佛智”（白居易《题道宗上人十韵》），诗人本身没有透过情色牢关，仅仅达到了空入“初门”，却空不了对人生的爱，空不了作为其诗歌灵魂的炽热情感。诗人始终追求的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境界，因此佛学中“绝情弃欲”终究不可及。而道家对其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李商隐偏重于庄子的人生哲学的思考。庄子的贵自然、重全真、物物而不为物所役的思想深刻影响着他，使他具有一种“持节守中”、“遗世独立”的人格精神，一种不得志归隐中的精神慰藉。“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内心世界迷茫无奈，这其中也充满了真挚之美。可以说，诗人正是在佛道相冲之下，透过了绝望与哀痛，高扬着可贵的个体价值。相应地，无益无效的佛道关注与进取愿望，损害了，加深了，熔铸了人的诗的精神，甚至连他的爱情诗也似乎充满了与佛道相冲的内心体验。 　　　　（3）独立人格加深了诗人对于佛道的理解，更增添了无题诗的朦胧美。 　　　　诗人对于佛道的理解，源出于自身的灵性与人格体验。沉郁、伤怀、吟咏、哀叹，处处触目惊心，愤恨哀糜，时时抑郁于对世间情物的伤感与期待。一切经历丰富了其灵犀善感的情怀，赋予其镜明月朗的心境。在更多的时候，沉郁、忧伤的情怀之中以蕴含着虚无末世的思绪，“来是空言去绝踪”，空静幽远而不可及。但是李商隐个人对佛的理解是基于其个人的人生体验的，是不彻底的。义山的内心深处的灵性压抑着他的个人情感，使他耻于直接表露自我的心声。但诗人又忍耐不住，不得不吐的情感渲泄，因而只能以曲折的表现手法，语意多岐的语言，朦胧迷茫的意境，来表达他不便言明的情怀。渴求入仕而不可求得，企冀爱情却无能为力，李商隐隐只能借助佛道来摆脱这种痛苦，“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拟用佛禅，升华禅趣，显出对两情相悦的支持与关注。基于佛道，超越佛道，主观情绪在哀肠寸断，渺然无声的无题诗中虚泛开来，给人以欲罢还休，欲言又止的迷茫感、幻灭感。 　　　　（4）心灵与佛道的交汇构建了无题诗的悲美。 　　　　李商隐写诗，往往虚无而不具体，重情而不重形，“以意为主，移情于所需之自然物象，以诗人的情绪为核心去统摄，有助于表情的意象”。诗人多愁善感的心灵始终倾诉着感伤的情绪，亦道亦佛的宗教倾向时时浇灌着不灭的执着，种种思绪，在诗人身上，部能将“艳与爱情生活的不幸，身世遭遇的坎坷，乃至于对唐王朝的命运的忧思，化成哀感受凄艳。可以说，正是心灵中的那份哀怨与佛道的交汇构建了无题之美。如《无题》（飒飒东南细雨来），“细雨”，“芙蓉塘”，“香炉”，“香料”，辘轳井索，贾氏，韩寿，宓妃，魏王，枕头，春花，香灰等众多意象交杂在一处，景象苍凉孤寂，内心悲苦难书，无形之中就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哀痛。诗人在表达有所期待而又幻成云烟，但又产生新的期待，把追求与幻灭两种主观心象，注入上述自然物象之中，融多方感悟于沉博绝丽中，形成凄艳之美。 　　　　 　　　　四、体味伤感情调与佛道意趣是无题诗解读的重要途径。 　　　　迄今为止，研究者多关注无题诗有无寄托，或着重于政治与个人遭遇方面，从李商隐与“牛党”方面的关系加以索解，或者于爱情，从李义山爱情遭遇来试探，或者于从生哲理，从对人生感悟来体会，认为无题难解是由于无题的朦胧多义造成的。无论如何，“喻之多边”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却忽视了对无题诗深层原因的探求。 　　　　（1）感伤是无题诗的重要特征，是解读无题的主线。 　　　　人是感情的动物，而义山更是情感的尤物。其诗多义，往往给读者提供多种解读的可能，构成解读上的复义。但是始终弥漫于诗中的是怅惘，感伤，寂寞，向往与失望的情思，是郁结诗人沤心沥血的心象。固然，无题诗中的“象喻”多无十分联系，带有朦胧性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李商隐诗的朦胧，与亲切可感的情思常常统一在一起。”而在某些时候，多义性与其意象的独特选取也有一定关系。诗中意象，多富非现实色彩，诸如珠泪，玉烟，蓬山，青鸟，彩凤，碧城，灵风，梦雨，均难以指实，此类心象，都被其心灵化了，是多种体验的复合。意象的心灵化，情绪的伤感化，使得内涵远较一般意象复杂多变。在《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中，痴情的诗人，为心中女子怅望中宵，诉说着无尽的心思，。诗人的心态和性格，在此展露无疑，这也使得诗作深沉而绮丽，严肃而浪漫，与此同时，真挚的情思，痴迷的心态，使读者以极在的怜悯心来审视无题，造就了一切先入为主的条件，从这一层面上来说，这个感染力的存在，令读者无法自主，或沉迷于“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相悦之中，或依恋于“分曹射覆蜡灯红”的场景之中，因此，立于伤感情调来把握多义尤为重要。勿容置疑，无题多多借助情事而有所指，但是“自来解无题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有偏见，互莫决。余细读全集，乃知实有寄托着多，直作艳情者少。夹杂不分，令人迷乱耳。”正因为如此，把握伤感思绪，将有助于窥视诗人心灵，有助于破解无题诗的多义。 　　　　（2）佛道意趣的解构能加深对无题诗诗旨的认识。 　　　　佛意难解，道趣难悟。佛道的博大精深，意趣的缤纷复杂，增添了无题诗的朦胧，悲怆，相应地，佛道的移入也加深了解读无题之难度。无题多以艳情为主，之所以作无题，概诗人故作玄虚，故将诗意表层化说在是喻体，即暗示此无题定有寓义。从另一方面来说，诗人笃信佛道，深得佛道婉曲微露之妙，又主用典，将佛道的“有求皆苦，无常幻灭，离情去欲”的精神演绎在无尽的哀叹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无题诗的诗旨。在《无题四首》（飒飒东风细雨来）中，诗人将比兴、象征、历史典故、神话传说融为一体，不留痕迹。首联就渲染了一种荡人春心的环境气氛；“轻雷”暗用《长门赋》“雷隐隐而响起兮，声像君之车音”典，“贾氏”句典出《世说新语》，“宓妃”句典出《文选&iexcl;洛神赋》“注”曹植感事，颈联以贾氏恋韩寿的历史传说与曹植遇洛神的神话故事象征马逢伯乐而鸣和士为知己而达的理想遭逢。在这首无题诗中，诗人将无尽的玄机掩映在有限的字句之中，其无题诗人诗旨难求必然在所难免了。可以说，对于佛道的理解可以加速读者对无题的整体把握。 　　　　（3）重视伤感与佛道是解读无题的重要一环。 　　　　感伤与佛道是李商隐无题的主要情绪与意趣所在。二者的交融构建了无题诗的悲艳之美，也传达出诗人心灵欲求不得而所落空空的矛盾心理，折射出诗人的价值倾向。诗人把心灵世界作为表现世界，整个心境显得十分复杂。当被繁复意象表现出来之时，便无确定感，这种心灵指归是多样性的矛盾的。感伤与佛道的融入是其心灵的外化物，是对其心灵的一种关照。因此这种郁结于心的佛道感悟也必然体现在其长久的莫名的愁绪中，展现整个诗章的无题之苦。在《无题》（重帏深下莫愁堂）也同样运用象征、比兴，结合传说神话，描写自然景物等来抒情传恨，但也的所不同。中二联中“神女”句，用高唐赋襄五梦游云梦遇神女事，“小姑”句，典出自古乐府《青溪小姑曲》，多有所指。“菱枝”本“弱”，“风波”偏加摧残之时，“桂叶”已“香”，“月露”却降恩泽。诗人将无题诗在此扩展到了一个更为含蓄的高度，在更多的时候，诗人更赋予佛道难求，伤感难平的境地中，对此，我们不得不有所启发。 　　　　 　　　　五、无题诗在感伤与佛道的拟写上的特色与影响。 　　　　李义山刻意追求诗美，这是显而易见的。其开创的专事爱情的无题诗了达到了凄艳、伤感的美学高度，包蕴着感人深挚的美学生命力。李商隐无题诗多重主观，偏感伤，努力表现情感的本原状态。诗人试图通过情感领域深觉婉曲的抒述方式，营造意境，渲染悲剧气氛的手法表达挚情。他表现伤感而不沉迷于伤感，慰藉佛道而不迷信佛道，重视个人的价值，关注内心的体验，将内在莫可名状、扑朔迷离的心灵感触与刻意雕琢的物象混杂在一处，传达出了凄艳的情调。因此，其心灵的伤感，是多种体验的复合。意象的心灵化，情绪的伤感化，这一切都使得李商隐无题诗的内涵远较一般意象纷繁，可读性也必然更为强烈。 　　　　义山《无题》的创作给后人以极大影响。他开创了晚唐诗歌创作的新境界。一方面对心灵世界作出了亘古未有的深入拓展。其无题诗摆脱了以满足感官欲望为特征的庸俗情调，以其“深情绵邈”把这一诗境推向了高峰。他的独特贡献在于他对心灵世界的丰富层次，并对情感变化的复杂与奥妙，作出了细腻展示。而另一方面，开拓了全产的艺术表现领域，非逻辑的跳跃意象组合，朦胧情思与朦胧境界的创造，把诗境虚化，“归于跟无形无质心理意绪更易结合的浑融，成为唐诗中达于深层次的一种新境界。再者，对感伤情绪作出了典形概括，其诗情感细腻深沉，削弱了诗歌的特定时代性，把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普遍心声，突出了情的时代跨越性。同时将情绪升华，沟通古今，执著追求，使无题诗具有不朽的艺术感染力。 　　　　 　　　　清代吴乔云：“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义山。”（《西昌发微序》）李商隐成就特别是无题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固然与其个人的奋斗、才情及多愁善感的情思分不开，诗人在情感体验上是独到的，笔触是灵动的，在无题诗的拟写上更能以无题幽咽曲折取胜，也与其佛道意趣有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诗歌的悲怆超逸之美。但是，这种宗教超越，是其个人情感上的一种超越，远未达到通禅、解道的理想境界，他的无题诗本身并没有简单融佛理道玄，他是刻意主现之人，可以说，佛道意趣与感伤情调都只是无题诗所流露的较为直接的东西。但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义山的佛道倾向和伤感情绪又都是始终贯穿其个人的，也正是这种情结的发端，其无题诗也必然得到了一种意趣横生、诗境朦胧之美。 　　　　============================================================ 　　　　参考文献： 　　　　荆立民，荆虎：《论李商隐诗歌中的“殉道”精神》东岳论坛，1999年第4期 　　　　吴言生，《论李商隐诗歌的佛学意趣》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 　　　　程宏亮，《试论李商隐无题诗的感伤情趣》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注释： 　　　　①《文心雕龙》卷上《辨骚第五》，人民文学出版社，243页 　　　　②《论李商隐的道教无题诗》，刘光磊，宁波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③《樊南文集》卷四 　　　　④《樊南文集补集》卷六 　　　　⑤《论李商隐诗的幻像与幻境》，陶文鹏

2004-1-26 21:52 瓜小南

○李商隐 言情的艺术 ──论李商隐无题诗的情感及抒情方式 陈建任中山大学学报 1997.1 反讽及反讽张力 ──比较研究李商隐和多恩诗歌风格的又一契机 张旭春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7.1 试析李商隐诗歌中的爱民思想王健青海师专学报 1997.1 从新批评的角度论李商隐诗之艺术魅力 张文飞浙江师大学报 1997.1 论李商隐诗歌的隐喻系统熊国华广东教院学报 1997.1 中国李商隐研究会第三届年会述要陈冠明文学遗产 1997.2 李商隐的挑战王蒙文学遗产 1997.2 樊南文的诗情诗境刘学锴文学遗产 1997.2 李商隐诗版本考黄世中文学遗产 1997.2 李商隐诗歌的多义性及其对心灵世界的表现 ──兼谈李诗研究的方法问题余恕诚文学遗产 1997.2 李商隐无题诗研究综述张明非文学遗产 1997.2 潜沉的扩张的隐喻 ──李商隐“无题”诗意象的主要表现形式 孙金荣齐鲁学刊 1997.2 沧海月明珠有泪──我读《锦瑟》 祁晓辉呼兰师专学报 1997.2 李商隐《曲江》新解闵泽平湖北三峡学院学报 1997.2 论李商隐诗的艺术特色──兼评旧笺对李诗的某些曲解 黄世中中国韵文学刊 1997.2 漫议李商隐诗歌中的“女冠诗” 耿则伦文史知识 1997.3 未妨惆怅是清狂──读李商隐《圣女祠》三首札记 杜定国攀枝花大学学报 1997.3 李商隐无题诗的空白结构及其模糊特征 赵忠山农垦师专学报 1997.3 李商隐“无题”诗探幽张凤秋呼兰师专学报 1997.3 绮丽余波溉渔洋──论王士祯怀古诗与李商隐诗的渊源 王利民社会科学辑刊 1997.4 蜂与蝶──李商隐诗的性表象 （日）深泽一幸蒋寅译学术论丛 1997.4 btw：日本鬼子就是变态 义山桂幕诗作的黄昏情结及其多层底蕴 梁佛根社会科学家 1997.4 《锦瑟》是悼亡诗新证杨艳梅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1997.4 《诗》《骚》传统对李商隐诗的影响胡鉴稠台州师专学报 1997.4 行其道而不系古今，缘其情而定夫众制 ──再论李商隐的诗学精神 高林广内蒙古电大学刊 1997.4 李商隐诗集版本系统考略刘学锴安徽师大学报 1997.4 关于李商隐骈文佚作《修华岳庙记》 莫道才柳州师专学报 1997.4 以白描写诗境抒至情──李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赏析 刘学锴古典文学知识 1997.5 简释李商隐《碧城》诗三首邓刚江西教院学报 1997.5 论李商隐诗化情境的生成方式熊国华学术研究 1997.6

2004-1-26 21:54 瓜小南

李商隐无题诗解构 葛景春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河南郑州 450002) 摘要：李商隐的无题诗素以难解著称。读他的无题诗，好像是猜一个个无谜底的谜一样，至今还无有一定的答案。其原因就是他的无题诗，与诗谜确实有一种相似的结构。本文从无题诗与诗谜结构的解构、“喻之多边”的美学原理的解析，并从作者的创作心理和读者解读心理两个方面进行全面论析，探索其中的奥秘。 关键词：无题诗；诗谜；异体同构；作者心理；读者心理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人们总是觉得李商隐的无题诗就像是诗谜一样的扑朔迷离，难以猜解。其实，这不难理解，因为李商隐的无题诗与诗谜确实有一种相似的结构。下面我们就无题诗与诗谜的结构进行一番解析。 一、诗谜与无题诗 诗谜与无题诗结构有相似之处。写作时都是先有谜底，而后有谜面。按照谜底来写谜面，谜面即诗的表层描写，形成一个比喻系统，或叫象征系统。以此来象征、影射、比喻谜底，引导读者向谜底方面联想，猜测。让人从表面的意象系统（喻）去寻找深层的作者之意（隐）。如《易》中“象”之与“意”，象是比喻系统，意是象之所指的谜底和答案。象是喻指，意是所指。作者调动一切艺术手段，都是以象指意的。 举一个例子来说，《红楼梦》第二十二回，曹雪芹拟宝钗写了一首灯谜诗： 朝罢谁携两袖烟，琴边衾里总无缘。晓筹不用鸡人报，五夜无烦侍女添。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 这首谜语的谜底是“更香”。燃香当然是有烟的，因此，诗谜的首句便以烟的意象，使人朝着燃香时所冒的烟方面联想。第二句是说这种烟与琴与衾无关，即指明这种烟不是弹琴时所燃的炉香，也不是薰衣被用的薰香。三句是说它不是计时用的竹筹或铜筹（即铜漏），它与鸡人（宫中报时官员，他们用的是铜筹，而不用更香）无关，但又与计时有关。四句是说它与侍女无关，也不是夜间须经常添油的油灯，但又与夜有关。五六两句是刻画更香的特征，最后两句是说，每个夜晚，无论是风雨阴晴，时光荏苒，它都在冒烟。更香是一种为夜间打更的人特制的一种线香，每燃完一支，恰是一更，故名更香。整个谜面组成一个象征系统，而这个象征系统的指向，就是更香。然而这只是第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是它的寓意系统。整个诗谜是在暗示薛宝钗以后的凄凉的寡居命运。携两袖空烟，暗示她荣华过后，两手空空。与琴与衾无缘，是暗示她没有与宝玉琴瑟谐和、同衾共枕的命运。“晓筹不用鸡人报，五夜无烦侍女添”，是暗指她将来长夜寂寞，无人相伴。“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是暗喻她将度过忧伤痛苦的一生。末二句是喻指，不管是阴晴风雨，光阴荏苒，她的苦痛都是无法消解的。整首诗谜典雅精工，也可以说是一首无题诗。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首李商隐的无题诗：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摧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薰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此诗的表层意象所指，显系一首写与情人幽会，而情人不至的情诗。首二句写相期约会，等了一夜，而情人不至。三四两句，恍惚中似与情人相会，醒来是一场空梦。起来写了一封情书，却无处可寄。五六两句似回忆梦中情景，与情人相会的场所。七八两句写与情人相见之难，真是如同相隔千山万水一般。此诗的谜底，显系写自己失恋。然而此诗的第二层之意，即深层之意，又似别有所指。清人胡以梅云：“此诗内容，起言君臣无际会之时，或指当路止有空言之约，二三四是日夕想念之情，五六言其寂寞，七八言隔绝无路可寻。若以外象言之，乃是所欢一去，芳踪便绝。再来却是空言也。”（《唐诗贯珠》）这首无题诗在结构上与上面所提的曹雪芹代书中主人公薛宝钗所作的诗谜，是非常相似的，属于异体同构之作。有鉴于此，苏雪林才将他的无题诗说成是“用各种典故制成”的“巧妙诗谜”，因而戏称他为“诗谜专家”（参见苏雪林《唐诗概论》第十八章）。她的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二、猜谜与解诗 如果说写谜与写诗，属于创作美学的范畴，那么解谜和解诗则属于读者的接受美学的范畴。做为谜语来讲，每个谜语都有一定的猜解范围和提示。如“打一字”、“打一物”、“打一人名”或“打一地名”等等。有的还指出是“谐音”或是“解意”等。这些提示当然都是诗谜的作者所给的。其实无题诗的作者也是如此。只不过是这些提示有的留下了，有的没有留下。原本在作者的心中都是有的。李商隐的诗谜有两种，一个是有答案的，一种是无答案的（其实也是有答案的，就是作者没有说或不愿说）。有答案的如《泪》、《蜂》等咏物诗，答案就是题目。如《泪》： 永巷长年怨绮罗，离情终日思风波。湘江竹上痕无限，岘首碑前洒几多？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残楚帐夜闻歌。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 此诗诗中不见泪字，但整篇都写的是泪的典故。诗面意象所指方向，皆让人向“泪”的方面联想。若抹去此诗的题目，它就恰似一首写泪的诗谜。清人赵臣瑗曰：“一二先虚写，一是宫娥，二是思妇。此二种人，最善于泪，故用以发端。中二联，皆泪之典故，然各有不同，三四是为人之泪者，五六是为己之泪者。送终感恩，悲穷叹遇，尽于此矣。七八再虚写天下之泪，无有多于送别，而送别之泪，无有多于灞桥，故用收煞。”（《山满楼笺注唐人七律》）此是诗的表层义。此诗的深层义，或说引发义，当不止写泪，而是写出了自己长期沦落下僚，怀才不遇，壮志不得实现的悲伤。此诗句句咏泪，诗面的指归也在泪，故诗人以《泪》作题。 那些无答案的就是无题诗。这些无题诗，诗面大都是写艳情的，之所以题作无题，大概是诗人故作玄虚，故意将诗的表层义，说成是喻体，即暗示读者说，此诗是别有寓义的。有时诗人故意制造迷宫，让人上圈套。如诗人曾说自己的诗是“楚雨含情尽有托”以自我标榜，故意将读者的目光，从诗面中的艳词丽句上面引开，让你去猜其他的含义。至于是否真是别有寄托，当然只有诗人一个人心里最清楚。或是真的别有寓义，或者是诗人故意放的烟幕弹，而仅是写自己的情事，只是不好明白说出罢了。而索解诗篇的人（即猜谜者），却是自以为找到了提示的。解诗如同猜谜。读者的猜解则是从相反的方向进行的，是沿着诗面所指示的喻象来寻找诗中所喻指之意的。没有谜底的谜语，就可能有多种猜解。无题诗就如同没有谜底的诗谜，在读者的心中就可能有多种答案。着重于政治与个人遭遇方面的，都从李商隐与牛李党方面的关系来加以索解。而着重于从艳情方面的，都从李义山的爱情遭遇来试探。而着重于人生哲理方面的，则从李商隐对人生的感悟来解他的无题诗。 三、李商隐无题诗创作的心态 李商隐创作了那么多的无题诗，写得隐隐约约，朦朦胧胧，似可解又似不可解，似诗谜，而又没有谜底。那么，他创作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呢？应是唯恐人不知，又恐人太知。为什么这样说呢？ 大约李商隐所写的情事有不好公开的一面，有想让人家知道又不想让人全知道的矛盾心理。全不想让人知，何必写？不想让人全知，故写成了诗谜，让人猜解。猜对了，我心自知；猜不对，暗自高兴，说明我手段高明，你猜不着。你猜对了，我有遁词可辩，可避免现实纠纷，顾全脸面；你猜不对，也不妨碍我自己感情的宣泄，作为自己难以忘怀的情感的记录，往事的回忆。因无题诗所写的是他难于启齿的情事，而又忍耐不住，不得不吐的感情宣泄，因而只能以曲折的表现手法，语意多岐的语言，朦朦胧胧的意境，来表达他不愿明说的情怀。一方面是必须写，不写就心中憋得难受；一方面是不便写，写得太白了会惹出意想不到的麻烦或面子上也挂不住。他要写无题诗的原因是出于诗人的一种传达欲，或者说是感情与人分享的欲望，很想让情人或知情人分享他的感情的喜与忧。能知道其中隐情的人不能太多，只限于当事人或少数知心朋友。再则是出于诗人的一种表现欲，他是在用一种新的手法来创作诗歌，即以此来表现他的诗艺技高一筹，不同凡响。他的无题诗的写作，大多是出于这种欲人知又不欲人全知的矛盾心理。他的无题诗挠人心痒，逗人索解，故其诗欲显却隐，欲盖故彰，半遮半掩，羞羞嗒嗒，朦朦胧胧，使人如堕五里雾中，但又仿佛让你猜到了什么，引逗你不断地去猜，去想。 四、何以无题诗如此岐解？ 诗谜一般是只有一个谜底的，但给人的感觉却是谜底不止一个。越是难猜的谜，越是这样。无题诗也是如此。无题诗的谜底，作者心中有数，只是没有说出来了罢了。但好的无题诗，也仿佛有许多的谜底，让人去猜。为什么会这样呢？钱锺书有个理论叫做“喻之多边”，即比喻有多种指向，并非与所喻指之事物皆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对多的关系。比喻只是在某些方面相似，并非全部相似，能划上等号。如“梨花一枝春带雨”，只是在洁白美丽而又带有晶莹的露珠的意象方面，有似于杨贵妃的戚容的美丽，并非杨贵妃的丽容就是一支带雨的梨花。因此喻象也只是在某些方面可以与所指的意有相同之处。所 谓“形象大于思维”，即是此意。喻的多边性，导致了李商隐无题诗的意象系统之所喻指，并非就一定是李商隐原来写诗时的意。再加上语词的多义性，更增加了诗的岐意。这是从诗的文本方面来说明无题诗可能招致的岐义。 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从诗的接受者即读者的心理角度，来说明无题诗的意旨之所以众说不一。解诗者并非一定是要诗的意象符合其原意，而是为了个人的文学主张（或适应某一派文学派别的主张）或心中爱好而来理解甚至故意曲解原意，以达到解诗者“六经注我”的目的。经学家欲把李商隐看成是一个圣洁的君子，故以比兴说诗，其无题诗含有深切的政治含意。浪漫文人把李商隐看成是一个多情的才子，故将无题诗解成是李商隐恋爱的自述。哲学家把李商隐说成是一个深通哲理的哲人，故从其诗中看出了深沉的人生哲理。从读者的接受美学来看，他们解诗的美学观不同，爱好不同，目的不同，因之，其解也就不同。 以上原因造成了李商隐无题诗的众多的岐解。这种岐解并非就没有意义，这些岐解叠加和增添了李商隐无题诗的内涵，丰富了无题诗的意义和文化意蕴，增加了读者参与创造的兴趣，激活了李商隐诗所生发出的旺盛的生命力。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至于什么是李商隐无题诗的原意和真解，只有待于专家来深入探讨和考证。但即便你的是真解，也未必一定都会得到读者的赞同。读者是不会让你就此完结了探讨李商隐无题诗的使命的。他们要让李商隐的无题诗，永远保持着一种神秘，一种永不了结的生命力。既然李商隐的对其无题诗的态度是人们不能不知，但又不能太知，而读者又各怀已见和不同的目的来解其所见所知，因此，李商隐的无题诗，也就永远不会有一致的的看法和结论。

2004-1-26 21:56 瓜小南

唐代的诗歌艺术到了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二人达到了巅峰，此后，便如同它的政治经济一样开始走下坡路。虽然也不乏人才，但有李杜两座大山在前，始终不能走出巨人的影子，遂趋于无闻。只有极少几人通过奋发学习、惨淡经营、善于继承和勇于突破，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李商隐便是其中的佼佼者。&nbsp; 　　 &nbsp;&nbsp;&nbsp;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晚唐诗人。他生活在唐王朝开始衰颓没落的时代，且卷入当时的牛李党争，仕途一直不如意，政治上的抱负得不到施展，“一生襟抱未尝开”，后来又经历了丧妻之痛，使原本多感的他更加抑郁脆弱，终于中年而逝。&nbsp; 　　 &nbsp;&nbsp;&nbsp; 李商隐的诗缺少李白的豪迈洒脱、没有杜甫的沉郁顿挫、也不像白居易的平易通俗，他的诗深婉秾丽，自成一体。&nbsp; 　&nbsp; &nbsp;&nbsp;&nbsp; 作为诗人，李商隐的文学底蕴非常丰厚，这从他的诗歌特点中可以看出。首先是属对精切，毫无斧凿之痕。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律诗，特别是七律。七律诗也****了李商隐诗歌的最高成就。如我们熟悉的《锦瑟》中“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对仗工整，用词贴切，一展大家风范；其次是用典繁富，如信手拈来。这是最能体现李诗风格特点的。象他的《安定城楼》：“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竟连用了贾谊、王粲、范蠡和《庄子》四个典故，借以表达自己的复杂心情，用典精当、灵活自然，毫无牵强附会之感，感染力极强。这正是他平时对古籍前典的丰富汲取和不断积累的结果；三是辞采华美，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势。李商隐的每一句诗都经过精心推敲，潜心琢磨，故诗句一成便令人耳目一新。如：“黄陵别后春涛隔，湓浦书来秋雨翻。”、“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等等。辞采瑰艳华美,直接影响着宋词的发展,特别是婉约派词风。　触景生情和喻情于物是历代诗人常用的手法，这也是诗歌本身的一大特点。&nbsp; &nbsp;&nbsp;&nbsp; 李商隐的情景交融手法和一般诗人不同。一般诗****都是先有景后生情，或者见景生情又赋予景，而李商隐则是先有情再寻景物寄托，更奇特的是用于寄托情感的景物往往不是实景，而是自己心中想象的景物、是心象、是幻象。这也难怪，李商隐一生命运多桀，他的性情又敏锐多感，自然有很多情感需要抒发’而当时他又陷入牛李党争的漩涡之中，不能直抒胸臆，只得借助心中的幻象来寄托情感。&nbsp; 　&nbsp; &nbsp;&nbsp;&nbsp; 在描写心象方面，早于李商隐的中唐诗人李贺精于此道，他的《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想象奇谲，辞采诡丽，因而在诗坛上有“诗鬼”之誉。李商隐承于是而又更胜于是。象“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都是千古传唱的名句。从善于描写瑰丽幻象的角度看，李商隐的诗近于屈原李白开创的古典浪漫主义，而他抑郁伤感的笔调又更趋于现实主义。绮丽又显沉郁，华美而不浮躁，汇成了李商隐诗歌的独特风格。&nbsp; 　　 &nbsp;&nbsp;&nbsp; 峭奇缤幻的心象描写，加上大量不着斧痕的用典，再由于诗人不愿直述心迹而善用比兴比喻的手法，造成了李商隐的一些诗朦胧隐晦，令人难以索解，尤其是他的那些无题诗，历来受到很多文人学者的争议。说到李商隐，就不能不提到他的无题诗。李商隐的无题诗是他的诗歌中的精华，几乎首首都被人传唱。最著名的便是那首“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情思深挚，含蕴隽永。&nbsp; 　&nbsp; &nbsp;&nbsp;&nbsp; 在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无题诗，无题诗应该算是李商隐的首创。无题，并不是诗的题目，它只是一种标识，说明这首诗没有题目，正像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歌曲的词曲作者标着“佚名”二字，并不是说作者叫佚名，而是说明不知道作者的名字而已。为什么没有给诗起个题目命名呢？李商隐的大部分诗都是有感而发，先有诗后有题，而不是命题作诗。这还不是主要的，因为也有不少诗人如此创作。主要的是李商隐在写那些诗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爱”字或者一个“恨”字能说明，更不能笼统地用“喜”或“忧”来概括。往往是喜忧参半、爱恨交织，这种心境恐怕只有诗人自己能说清，或许连他自己都无法理清，因而很难用一个恰当的题目来表现。加上他当时所处的那种环境，有些东西往往不便明言，所以就用无题来命篇。&nbsp; 　&nbsp; &nbsp;&nbsp;&nbsp;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去深究那些诗的真实含义，我们解读这些诗句，只要它能拨动我们的心弦，引起我们的共鸣，这就是一首好诗，就值得我们去记、去吟、去传唱，不管它拨动的是哪根心弦。

2004-1-26 22:00 瓜小南

李商隐诗歌题材取向与艺术表现 [摘要] 对诗歌题材意蕴的延伸与深化，既体现诗人的创作个性，又可见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传统的、习见的题材中寄寓深刻的思想，在旧有的题材中翻出更高层次的意蕴来，这是李商隐对诗歌题材发展的最具个性特点的贡献。政治诗、咏史诗、咏物诗、爱情诗为其重要的诗歌题材。其表现题材的艺术方式也趋于深微化。 [关键词] 题材深微化政治诗咏史诗咏物诗爱情诗 [作者简介] 沈文凡，1960年生，吉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主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现师从著名学者、陕西师大教授霍松林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中国古代诗歌以其题材的丰富性与广泛性著称。不同的诗歌题材有不同的发展轮廓与轨迹。对传统诗歌题材扬弃的过程，也正是诗歌题材意蕴趋向深刻与精微的过程。诗歌题材意蕴延伸与深化，既可见诗人的创作个性，更可见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李商隐，是晚唐诗坛最杰出的诗人。他的诗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深广的影响。其诗深刻地反映了没落衰颓的晚唐王朝政治生活及社会面貌，尖锐地揭露了腐朽的上层统治集团，表达了对当时政治问题的精辟见解，同时也表现了被压抑的知识分子悲剧性命运及心理，在传统的、习见的题材中表达深刻的思想，在旧有题材中翻出更高层次的意蕴来，这似乎是李商隐对诗歌题材发展的最具个性特点的贡献。下面结合其所处时代环境、氛围及其艺术表现方式分而论之。 一、李商隐的政治诗 李商隐现存诗有六百多首，其中直接触及时政题材的，占了一定的比重。他的政治诗，形象地反映了唐代后期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文、宣、武三朝一系列政治、军事事件，揭示了唐王朝深重的统治危机。观点鲜明，见解精辟，表现出卓异的胆识。 藩镇割据局面从安史之乱以来一直延续到晚唐，成为当时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李商隐对此密切关注，他把跋扈嚣张、拥兵作乱、凭险割据的藩镇看成国家的“疮疽”之患，写了一系列反对分裂国家的诗篇。深著严切之辞，表现了特有的深刻思索。《隋师东》在讥刺讨叛诸将跋扈难制、冒功邀赏的同时，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庙算之失”，即朝廷威令不行，一味推行厚赂政策，宰辅不得其人。从侧面写出了藩镇长期割据的根本原因。《寿安公主出降》对文宗将寿安公主嫁给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以示“怀柔”的屈辱妥协政策进行了尖刻辛辣的讽刺。《淮阳路》追思变乱之前藩镇跋扈之弊，隐讽君主的猜忌激成藩镇的叛乱。这些诗篇指出藩镇割据长期不能消除在于统治者的腐朽无能。他还有些诗直刺割据的藩镇。《赋得鸡》讽刺藩镇侵权夺利，妄自恣肆。《井络》引用刘备尚且不能恃险而成霸业的旧史，严正地预戒藩镇不要恃险割据，真可谓“足褫奸雄之魄，而冷其觊觎之心”（冯浩《玉?生诗集笺注》引田兰芳语。）武宗会昌三年（843），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死，其侄刘稹据镇自立，宰相李德裕力主讨伐。次年八月平定叛乱。《行次昭应县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改讨》写于发兵攻讨时。诗中用狂童指刘稹，形容其处境如鱼游沸鼎、鸟覆危巢，预言其覆灭指日可待。艺术地再现了当时平叛战争的形势。 宦官擅权乱政是唐代后期政治腐朽的突出表现。大和九年，发生了宦官“近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通鉴?唐纪》）的“甘露之变”，它是皇帝、朝臣与宦官之间矛盾尖锐化的集中表现。事变之后，李商隐写了一系列抨击宦官乱政的诗篇。在《有感二首》中，诗人愤怒地揭露了他们大事株连、杀戮朝臣的罪行，描绘出长安城内，朝廷上下死者衔冤、生者饮恨的悲惨肃杀的恐怖气氛。开成元年，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连续上表，表示要誓死以清君侧。李商隐又写了《重有感》，深咎内外文武坐视朝廷危机，激励刘从谏为朝廷效力，及早平乱。以鲜明的政治态度对甘露事变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大和二年（828），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考试的刘?，在对策中猛烈抨宦官乱政，在当时士人和朝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因此遭到宦官嫉恨，被黜不取，后又遭远谪柳州、死于贬所的厄运。李商隐与刘?肝胆相契，有共同的政治理想，通过酬赠、哭祭刘?的一系列诗篇。为其屡遭迫害致概，并倾注了对宦官黑暗势力的痛恨。《酬刘司户?》将刘?拟同屈原、贾谊，对其刚直敢言的政治品质极为钦佩，对其遭到贬黜深为同情。这实际上是对迫害刘?的宦官势力的抗议。刘?冤死异乡，李商隐接连写了四首掉诗，重叠致哀。《哭刘?》、《哭刘司户?》、《哭刘司户二首》四诗表达了对刘?高风亮节的由衷敬仰，对刘?以直谏而遭谪、卒于贬所的深深痛悼，对所处黑暗政局的强烈抗议，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政治内容。 李商隐的政治诗还讽刺和抨击了朋党互相倾轧、迫害异已的罪行。牛李党争对李商隐的政治遭遇产生过具体而深刻的影响。所以这类作品饱含着对党祸的沉痛怨恨。“初惊逐客议，旋骇党人冤”（《哭遂州萧侍朗二十四韵》），为萧?等人作哀诔之词，直接表达了对党人罗织人罪，制人死命的满腔悲愤。有些诗篇采用的是比兴象征的艺术手法。《乱石》把朋党势力比作阻塞道路、遏制人才的乱石，“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无题》）把朋党相争的形势比作“弹棋局”。其深刻性是不难体会的。 “义山持论，忠愤郁盘，实有不同于众论者。”（《李义山诗辨证》）政治诗是李商隐诗歌创作中最有思想价值和认识意义的部分，也是判断其政治倾向的主要依据。与其讥切现实、抨击时政、追原祸本、抒发感愤的内容相适应，其政治诗在艺术上也有特色。前人评李商隐政治诗：“义山此等篇，亦何愧于少陵诗史哉。”（《李义山诗辨证》）当然是着眼于他的诗在取材、立意，以时事入诗等方面近似于杜甫诗的忧国伤时。实际上，李商隐政治诗在艺术渊源上也得于杜甫。如《隋师东》人评：“得杜陵一体”。（《说诗?语》）《淮阳路》人评：“气脉既大，意境亦深，沉著流走，居然老杜之遗。”（《玉?生诗说》）《有感二首》人评：“悲愤交集，直以议论出之。笔笔沉郁顿挫，波澜倍极深厚，虽少陵无以远过，岂晚唐纤琐一派所能望其项背哉”（《李义山诗辨证》《重有感》人评：“此首即杜之《诸将》也。”（《玉?生诗意》）《哭刘司户?》人评：“义山此等诗殆得少陵之神，不仅形貌。”（姚鼐语）《曲江》人评：“此篇与少陵《哀江头》相对而言。”（《义门读书记》）等等。在艺术表现上汲取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哀时抚事，笔触凝重，意境深沉。语言锤炼，韵律和谐，气脉顺畅，得杜诗神髓。 二、李商隐的咏史诗 李商隐咏史诗是其政治诗的一种特殊形式。诗人因事兴感，以历史上盛衰兴亡的往事作为吟咏的题材，选取封建帝王们因生活上的荒淫奢侈、政治上的昏愦腐朽而造成亡国的惨痛教训作为集中表现的主题，讽渝当代的帝王，抒发自己理智、冷峻而感伤的亡国之忧。都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 诗人辛辣地嘲讽和暴露了封建帝王色荒淫昏的各种丑态，揭露其因溺声色而导致乱政亡国的罪行。如《北齐二首》，写不理政事，沉湎女色，祸败随即而来；而面临亡国之锅，竟视若无睹，仍不忘追欢逐乐。诗极意刻画了北齐后主高纬荒淫误国的丑态。诗人还着力揭露、批判封建帝王宴游骄恣、畋猎无度等穷奢极侈的腐朽生活。如《隋宫二首》抨击隋炀帝不听臣下劝阻，劳民竭财，盘游无度。写隋炀帝死后仍不改生前贪欲淫昏，显示出其亡国的必然性。诗人还抨击了封建帝王的妄冀神仙，企求长生，荒废政事的愚妄行为。如《汉宫词》，青雀不返，求仙无验，而君王犹企望长生，望仙不已。可见其执迷不悟；坐视臣下有消渴之疾，竟连一杯金茎露也吝于赐与。正可见其有求仙之私而无求贤之德，进一步写出君王的溺于求仙。《瑶池》揭露了神仙的虚妄，诗人借西王母等不来穆王时的焦躁诘问，暗示遇仙的穆王已不存在，神仙西王母也不能使自己的情人免于一死。“直遣麻姑与搔背，可能留命待桑田”（《海上》），神仙不可遇，即或遇上仙人麻姑为之搔背，也不能留命于沧海复变桑田之日。讥刺透骨。 骄奢、佚游、重色、求仙等是封建帝王生活上奢侈淫佚的突出表现，也是其政治上昏愦腐朽的重要标志。二者之间有着互为因果的联系：昏愦腐朽，不恤国事，因此才肆意奢靡淫乐；而肆意奢靡淫乐的结果，又加重了政治上的昏愦腐朽。李商隐咏史诗观照现实是以历史作为参照的。诗人在咏史诗中借楚灵王、吴王夫差、北齐后主、南齐废帝、陈后主、隋炀帝乃至唐玄宗等荒淫误国的典型托古讽时，深寓历史教训，具有强烈的鉴戒意义。 李商隐抒发历史感慨，寄托现实政治感受，蕴寓历史鉴戒之意的咏史诗，有其独特的艺术品性。藏锋敛锷，有案无断，是其咏史诗的艺术品性之一。李商隐咏史诗笔调辛辣，寓意深刻、托讽尖锐，但诗人往往并不据实咏寄，直抒胸臆，具休论断，而多是寓议论于叙事，将批判的倾向性融入作者所选择或重构的历史意象、画面之中。具文见意，韵味深长。如《贾生》，汉文帝于宣室召见贾谊事，被一般封建文人称道为君臣遇合的古今盛典。但诗人却超越寻常之见，一反其意，假古寄讽。诗中就汉文帝徒事鬼神、不问苍生的典型事例，尖锐地揭露了封建君主的腐朽本质：在外表求贤重贤这一虚礼的幌子下，将治国安邦的贤才视同服务于自己热衷迷信、妄求长生等虚妄无益之事的巫祝。将深刻透辟的见解融于叙事之中，运用欲抑先扬的手法，采取层层铺垫的方式，最后再进行强烈对照，事实的本质不言自明。点出细节，即小见大，是李商隐咏史诗的又一艺术品性。诗人通过咏史向当时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鉴戒时，并不是全面地阐释某一历史事实，而是尽可能选择富于包孕效应、暗示作用的典型历史人事细节，如寄慨的微物、寓意的片断、合理的图景等加以着力描写，借题发挥，生发、引申出历史故实、历史素材中人们不易发现的现实意蕴，翻旧为新，出奇制胜，小中见大，扩展、延伸咏史的内涵。如《齐宫词》：九子铃是宫殿寺观的饰物。史载齐废帝曾剥取庄严寺的玉九子铃来装饰潘妃宫殿。诗人用九子铃作为串演两代亡国败君悲丑剧的小道具来寄寓兴亡的感慨，具有典型意义。九子铃这一细小物件是齐废帝穷奢极欲生活史的见证，也是其荒淫昏愦、自取灭亡的标志。齐亡后，梁台新主在梁台（即已易主的齐宫）依旧荒淫纵欲，亡齐遗物九子铃又成了梁台新主荒淫相继的的标志和其重蹈覆辙的预兆。纪昀云：“妙从小物寄慨，倍觉唱叹有情”（《李义山诗集辑评》），确是的评。 李商隐咏史诗尽管在古今的联系方式上有以古鉴今、借古喻今、托古讽今之别，但诗人在回溯历史、讽谕现实时，负载的情感意绪却主要是注入了冷峻深沉成分的感伤忧患。其咏史诗渗透充溢于历史题材之中的悲剧色彩正是晚唐时代生活的一种折射。 三、李商隐的咏物诗 李商隐还创作了一些优秀的咏物托志、即景抒情的诗篇。他的咏物诗体物工切入微，但又不限于描绘所咏之物的外部特征，表现所咏之物的固有的神态情韵，而是在此基础上寄托身世之感，将自己的身世遭遇、人生体验等藉所咏之物体现出来，咏物抒怀。如其《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其二，诗人假物寓情。首联写先春零落的牡丹比开不及春的榴花更令人伤心。次联玉盘迸泪，点点伤心，写花朵含雨；锦瑟惊弦，声声破梦，写急雨败花。三联写阴云万里，殊于往日曲江旧圃之环境。花片委地，一年生意已附流尘。末联写今日零落如此，异日化为泥滓，其悲更甚于今日，并会觉得今日雨中被摧败的牡丹尚粉态新艳。这首咏物诗借写牡丹为雨所败，比喻自己未及施展才能即横遭打击排摈，并暗示将来的遭遇更加不幸。李商隐的咏物诗寄慨身世，大都是表现作者的悲剧性命运和心理体验。可以说这是晚唐社会知识分子生活遭遇的折射和投影。如诗人笔下的流莺（《流莺》），流莺巧啭哀鸣中自有本意衷曲，然而不被理解。虽值良辰，未必有遇合之佳期。作者自伤漂蓬、无所依托而以流莺自寓，通体凄婉。 李商隐的咏物诗有的可以徵实，自寓的本事比较明显；有的难以考索，自寓的本事比较隐微。前者字字比附，妙不粘滞；后者咏物揭神，并非漫咏。如其《蝉》诗、《北禽》诗，无论是事徵还是情会，都可以感到“其中有一义山在”（《义门读书记》）。如《蝉》诗前半写寒蝉栖止高树，吸饮清露，而终身难饱。彻夜悲鸣，几欲声绝，却徒劳费声。周围只是一树冷幼的碧色。这四句写蝉，也是诗人自况：寓托自己坚守高洁却穷困潦倒、哀告无门的悲愤心情。同时隐喻世人自叙身世遭逢：官职低微、漂泊沉沦，犹如梗泛。故园荒芜，似欲警诚，实则我亦举家清苦，无异于蝉。这首诗咏蝉着重揭示它的极幻极冷的心理感受，写已意在笔先，以蝉见意。故虽然本事难徵，地不虚泛。《北禽》诗自寓的本事比《蝉》诗明显。诗一二句写北禽因爱恋温暖的巴江而不惮瘴雾的蒸腾。三四句写北禽纵能朝谒杜宇，也难避苍鹰之害。五六句写北禽空怀精卫填海之志，实有赠缴身射中之忧。七八句写北禽欲学有“知来”智的乾鹊，飞向雕陵以侥幸避害。写的是诗人随柳仲郢来东川以求托庇。然而尽管得到柳仲郢的辟置，却仍然难免牛党的排击。诗人因此感伤自己有志反击却无能为力，小心防范而不能自全。最后表示要脱身远害。通首以北禽自寓，本事比较明显。李商隐咏物诗托物喻怀的方式主要有三：一是融我于物，物我交融。这类咏物诗一般通篇皆用比兴之体，诗人的遭遇、感受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物象表现出来。假物寓慨，隐而能显。如《柳》“曾逐东风拂舞筵”，芳春时节，轻盈的柳树飘拂于乐游苑中的舞筵之上，婀娜多姿，生气蓬勃，历经繁华富盛。无奈到了秋天，光景顿殊，柳枝望秋凋零，在斜阳残蝉相伴下度过萧条凄凉的时光。咏柳先荣后翠以寓托诗人在人生旅途中，由得意到失意时的迟暮之伤、沉沦之痛。慨已兼及慨人。上举《北禽》诗也属引类。二是写物写已，物我交错。诗中有咏物寄情的句子，也有撇去下面咏物，而从题外起言，直接抒发诗人情感的句子。如《流莺》诗，前六句咏流莺，最后两句打合到诗人自身：自己曾被伤春之情所苦恼，不忍再听流莺的巧啭哀鸣，而在这长安城内，又哪里能找到可让它栖息的花枝呢？再如《蝉》诗，“前半写蝉，即有寓；后半自写，仍归到蝉”（《纪昀《诗说》）。咏物诗推开一笔的写法，并不破坏咏物诗意曲而挚、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三是物我之间，似分似合，在即离之间。这类咏物诗中的人称往往不太分明，既似指物。如《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其二中的“浪笑”，“更愁人”，“君回顾”，“并觉”可以理解为是拟人化了牡丹的心态及行为。这种托物寓怀的咏物方式，加深了人与所咏之物之间的通感。令人感到亲切自然。 四、李商隐的爱情诗 “义山一生，善作情语”（《李义山诗集笺注》）最能代表李商隐诗歌艺术成就的，是他的爱情诗。从爱情关系上，可将李商隐的爱情诗大略划分为两类。一是实有其事的，这类爱情诗抒情对象明显、特定，与诗人具体的爱情经历有关。在这类爱情诗中，无论是叙述与洛阳里娘一见钟情的初恋心曲的，还是表达与王氏婚后客中思家情怀的，抑或是抒发妻亡后感逝，悼伤意绪的，皆表达明白，本事背景也都比较清楚，或曲中而有直。 李商隐写与妻子王氏爱情的思家忆内诗，明点相思，意旨显豁而又情深一往。如《端居》，诗人幕游远地，长别家乡，归心不遂，无以遣怀，因此日夜盼望妻子来信以慰离情，希企自己梦魂能够踏上归程。似乎是为诗人深切真挚的爱情所感动，相思心切的妻子的梦魂不惮遥远，来与诗人相会于梦中：“帘垂幕半?，枕冷被仍香。如何为相忆，魂梦过潇湘”（《夜意》），构思与杜甫《梦李白》：“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相似。诗人有时遥想妻子的抱雏之乐，更加怅怨分离之苦：“新春定有将雏乐，阿阁华池两处栖”（《凤》）。李商隐与王氏的婚姻不幸而牵连党争，给诗人带来了政治上的不幸和家庭生活上的艰难；诗人仕途漂泊，夫妻常常分居两地。尽管如此，双方的感情依然十分融洽。“结爱曾伤晚”（《摇落》）是他们的共同感叹。李商隐妻卒于大中五年的春末夏初，卒前未及见面。作者除幕归来，心情格外悲伤，“柿叶翻时独悼亡”（《赴职梓潼留别畏之员外同年》，写下了《房中曲》这首感情沉挚深重的悼亡诗。集中悼亡诗始此。诗语言幽艳略带古涩，基调凄苦寓于纤冷，但结构脉络还是清晰的。哀悼之情中致以身世之慨，沉痛感人。李商隐悼亡诗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托喻以悼”（赵臣瑗语），即把亡妻之痛和身世之感结合起来。有时是抒写身世之感，寄寓悼亡之情，如《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燕作》；有时是抒发悼亡之情，寄寓身世之感，如《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余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尾联秋霜腹疾、西风夜长，极写妻亡后隐痛难遣的鳏鳏不寐之情，同时突出了环境的凄冷黑暗，渗透着浓重的身世之感。诗人“平平写法，凄断欲绝”（钱良择语）。李商隐的悼亡诗有时不仅深深地伤悼王氏，而且怀有更大范围的亲故零落之痛。如《正月崇让宅》：崇让宅，先前热闹、繁华，是亲人相聚之地，但此时却是不堪愁对的一派荒凉景象。从选择的背景看，悼伤的对象除以亡妻为主外，似还包含其他亲故。当然，此自悼亡之诗，追忆感旧而归于伤逝悼亡：诗后半追忆亡妻，动成疑似、深致其哀的婉切表现，可见诗人笃于伉俪。 李商隐的另一类爱情诗，爱情对象不详，诗中抒情主人公也未必是诗人本人。本事背景难以考据，不宜索隐。如果强求确定本事背景，必致穿凿。但是，诗并非意无归着地泛咏爱情，而是在个人爱情生活的体验、社会爱情现象的观察基础上所进行的艺术概括和创造。无题诗格，为李商隐首创。李商隐以无题标题的约有二十首，大多当因不便明言而命为无题。其中除“万里风波一叶舟”外，皆以男女幽思苦恋为题材，但有的是祖述《离骚》美人芳草之遗的，托喻痕迹较明显，显非纯粹的爱情诗。如“八岁偷照镜”，“照梁初有情”，“白道萦回入暮霞”，“紫府仙人好宝灯”，“何处哀筝随急管”等，都是表面上写爱情而实际上另有寄托的。李商隐无题诗中脍炙人口的，为历代广为传诵的是那些寄托痕迹似有似无的作品。这些爱情诗有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基调凄婉，主题内涵多是抒写青年男女爱情生活中的离别与间阻、期待与失望、执着与缠绵、苦闷与悲愤。牵情寄恨，情真理至。如《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诗，别后追思，寄望于别而再见，凄苦伤感而深挚执着。“春蚕”二句，比喻中寓象征，表达出一息尚存，念情不断的离恨与挚爱。“言情至此，真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赵臣瑗语）。李商隐这类诗悲剧色彩较浓，爱情虽间阻但不作绝望之辞，因此愈显凄美。他的爱情诗大都是写失意的爱情，感情强烈，刻骨铭心。如《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幽期未至，良会难成。全诗写一位痴情男子对远隔天涯的所爱女子的思念。情愫不通，故而望之切而怨之深，表现了爱情追求中希望与失望的交织。“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春心荡漾，情焰炽烈，但却相思无望，终归灰心。而在绝望与悲哀的自我戒饬中，又透露出爱情之萦绕坚牢，难以抑止泯灭。对爱情的热烈向往和希望幼灭的痛苦交织在一起，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 李商隐的爱情诗从思想感情上盾，大多写得纯真、优美，格调高洁，有的融人人生感概，更觉回味无穷。如《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身不能至而心则可通，写出了苦闷间隔中的欣喜慰藉，最后微露失意蹉跎的人生之感。李商隐的爱情诗艺术上比兴、象征和寄托往往融合在一起，因此诗歌内蕴和诗歌意象的暗示性大大增强。诗境朦胧，色调凄艳，幽眇曲折。 题材的划分是相对的。题材的意蕴靠诗人寓托。上述政治诗、咏史诗、咏物诗、爱情诗是李商隐诗歌最具发展与创新的题材，而表现题材的艺术方式，在唐代诗歌发展过程中也趋于精致精微，这是李商隐在诗歌史上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1、《李商隐》刘学锴，余恕诚著1980年1月中华书局印行。 2、《李商隐诗歌集解》刘学锴，余恕诚著1988年12月中华书局印行。 (04-18-2002 01:12:10　中国诗学网　沈文凡)

2004-1-26 22:02 瓜小南

<a href='http://www.library.ln.edu.hk/lingnan/studproj/chinese/images/2000/c_0018c.pdf' target='_blank'>http://www.library.ln.edu.hk/lingnan/studp...000/c_0018c.pdf</a> <a href='http://www.library.ln.edu.hk/lingnan/studproj/chinese/images/2000/c_0018.pdf' target='_blank'>http://www.library.ln.edu.hk/lingnan/studp...2000/c_0018.pdf</a>

2004-1-26 22:06 瓜小南

第一节李商隐研究 近百年来，李商隐研究可说是晚唐诗人研究中进行得最为充分和深入的。早在本世纪初，就出现了一些李商隐诗意阐释以及作品校订的专著，如1909年（清宣统元年）上海国光社石印出版了《李义山诗》三卷（封面题：《东涧写校李商隐诗集》），1917年，上海会文堂又石印出版了屈复的《玉溪生诗意》八卷。 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李商隐研究趋于全面，涌现出一批对李商隐生平、诗歌进行探讨的专著和论文。其中，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岑仲勉的《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以及张尔田的《玉溪生诗评》影响较大。 五六十年代，新的一批研究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观念对李商隐的生平、思想和诗歌进行探讨，出现了一批侧重李商隐对社会现实之态度、强调李商隐诗歌现实意义的论文，而马茂元等少数学者在研究李商隐诗歌思想性的同时，仍能细入地分析其诗歌艺术和风格特点，诚属难得。 自七十年代末开始，李商隐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开花的新时期。 这二十多年里，首先出版了好几部对李商隐诗歌作品进行校注、汇评、集解的著作，其中又以刘学锴、余恕诚著《李商隐诗歌集解》成绩最为显著。 其次，对于李商隐生平和思想的研究也硕果累累，其中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杨柳的《李商隐评传》、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董乃斌的系列专著《李商隐传》、《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以及王蒙对李商隐诗歌进行心理分析、艺术阐释的系列论文，都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而且，1992年11月下旬，在广西桂林、平乐召开了"中国首届李商隐学术讨论会"，会上成立了隶属于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李商隐研究会，以后每隔两年就举行一次全国性的李商隐学术研讨会。这些都使得李商隐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本文下面将从生平、诗文创作和作品整理与版本研究三个方面，对本世纪的李商隐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作简要的介绍。 一、生平和思想研究 生年对于李商隐的生年，前人有三种意见，冯浩主元和八年（公元813年）说，张采田主元和七年（公元812年）说，钱振伦主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本世纪学界则在此三说的基础上，又提出几种说法： （1）元和八年说。岑仲勉《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在对前人三种说法意义分析后认为，"在未有新佐证提出之前，仍应推冯说为定案，即生元和八年卒大中十二年，享年四十六岁"。后来出版的各种文学史、唐诗选本、李商隐诗选以及《辞海》修订本"李商隐"条均主此说。何林天的《李商隐生平探讨》也支持此说。 （2）元和七年说。杨柳的《李商隐评传》和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都同意此说。杨柳后来在其《李商隐出生年代再探讨》中又重申了其观点："在未掌握新材料前，应定为生于元和七年（812），卒于大中十二年，年四十七岁。" （3）元和六年。董乃斌在《李商隐生年为元和六年说》中同意钱振伦笺证《樊南文集补编》时的说法，认为不应迁就《上崔华州书》而应依《仲姊志状》所叙述的情况，将李商隐的生年定于元和六年（公元811年）。 （4）元和四年说。张振佩《李义山评传》对冯说不满，又详加考证，认为李商隐生于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卒于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享年五十一岁。但此说提出六十年来，未见有人响应。 江湘之游这个问题是冯浩从李商隐诗中推测出来的，他认为义山在开成末、会昌初（公元840年――公元841年）曾有一次为期数月的江湘之游（游历长沙一带）。这一说法后来得到了张采田《年谱会笺》的支持。 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持肯定和否定两种态度： （1）否定派。岑仲勉在《唐史余沈》卷三"李商隐南游江乡辨正"中对冯浩所提出的论据一一质疑，认为李商隐不可能在开成末、会昌初南游江乡。后来，刘学锴、余恕诚编著的《李商隐》也对此事持"暂时存疑"的态度。不过，他们在同年所著的《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再辨正》中则明确否定了李商隐的这次行踪。同样，吴调公在《李商隐研究》中也未采纳冯浩说，未述李商隐南游江乡事。他在后来发表的《李商隐南游江乡辨》中则较充分地论证了李商隐开成末并无南游江乡事。 （2）肯定派。杨柳在《关于李商隐的江湘之游――李商隐生平行踪考证之一》中，指出，岑仲勉说"似甚辨，细考则破绽百出"，且列举了三条理由。文章认为李商隐于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写给杜悰的启中所说"南游郢泽"即指开成五年的江乡之游。他在后来所撰的《〈李商隐开成五年江乡之游再辨正〉质疑》及其所著的《李商隐评传》中均持同样观点。另外，周建国在《李商隐开成、会昌之际行迹辨索――兼就江乡之游与吴调公先生商榷》也反驳了吴调公的意见，认为李商隐在开成、会昌之际确有江乡之游。葛晓音的《李商隐江乡之游考辨》则在肯定李商隐开成五年江乡之游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证出，李商隐此行的重要动机是到荆湘一带寻找曾与他相爱，但被"吴王"取去、南下湖湘的一女冠。 李商隐的恋爱事迹据苏雪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自序》所云，最早探讨李商隐恋爱事迹的学者是张鹤群，他曾做过一篇《李义山与女道士恋爱事迹考证》的文章发表在东吴大学十五周年纪念会所刊行的《回溯》上，但他只是认为李商隐和女道士有恋爱关系，对李商隐和宫嫔恋爱说则持怀疑态度。真正对李商隐的恋爱生活进行深入、细致考证的是苏雪林，她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一书认为李商隐的诗"除掉一部分之外，其余的都是描写他一生的奇遇和恋爱的事迹"，指出李义山一生所恋爱的人有女道士、宫人、妻、娼妓等四种。该书对李商隐与女道士、宫嫔之间的恋爱过程分析得尤其细致。后来，陈贻焮在《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中又对李商隐的恋爱事迹进行补充论证，也认为李商隐早年学仙玉阳时曾与一姓宋的女冠有恋情，而且他与那女冠曾经有过远别，原因当是她随公主入宫。后来，他们的关系"终于泄露了，他们的相爱遭到干预而变成了悲剧的结局"。但他对苏雪林文也有商榷之处，如认为"李与此人恋爱是在玉阳灵都观"，"无须节外生枝地硬扯到长安的华阳观中"。 当然，本世纪也有一些学者对李商隐的恋爱事迹持否定态度。如张尔田在《论李义山恋爱事迹》中就认为，"义山集中，其女性诸诗，除《柳枝》数首外，但可谓之艳情，而不得实指为恋爱。至其艳情托何而起，所指者为谁，此情惟义山个人能言之，吾人实无权为之代答。"此文后所附张荫麟《评雪林女士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也认为苏雪林"悬断之'事迹'多从诗中推出，什九缺乏历史的根据"，又说"此书最大之功用，盖在使人解颐矣"。六十年以后，杨柳在《如何理解李商隐诗――评近年来研究李商隐诗的一些问题》中，也对有的学者从李商隐诗中"意逆"出其恋爱事迹的方法不以为然。然而，一年以后，董乃斌在《略论玉溪生诗解中的一种不良倾向》对杨柳的这种说法又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研究诗歌也离不开参悟之法，实际上对从李诗中探讨其恋爱事迹的做法也是持肯定态度的。而且，董乃斌在其《李商隐传》中，也未否定李商隐"学仙玉阳"时与女道士的恋爱关系，更详细考述了李商隐与洛中里娘柳枝的恋爱，认为"这才是一次纯真动人的初恋呢"。另外，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一书中也有对李商隐与柳枝、宋华阳以及其妻王氏等人爱情关系的大量分析。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李商隐与牛李党争之关系，是李商隐生平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学界有以下四种不同的看法： （1）李党说。朱鹤龄、张采田均认为李商隐应该属于李德裕党。这种观点在本世纪亦有较大的影响。如张国光《试解〈锦瑟〉之迷》就认为，"李商隐之党'李'而背'牛'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作出的抉择"，并认为"李党比牛党进步"，他"被目为牛党的叛徒而受到打击，这并不是他的耻辱"。傅璇琮《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则首先论证了李商隐并非如冯浩所说"无与于党局"，指出"李商隐确实是卷入了党争的"，"是会昌末、大中初代表进步倾向的李党走向失败的时候开始，它显示了李商隐极为可贵的政治品质，表示了李商隐绝不是历史上所说的汲汲于功名仕途、依违于两党之间的软弱文人"；"李商隐以自己的诗文表同情于李德裕，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就是表明他是将自己置身于从永贞、元和以来政治革新的行列的"。同样，钟铭钧的《李商隐诗传》也认为李商隐属于李党，且说他"敢于冒党派斗争之大不韪，以自己的思想准则和感情倾向作政治上的抉择，这不能不是一个勇敢的无畏的举动"。 （2）牛党说。此说为徐逢源所主。本世纪以来，似乎只有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沿用过，后则未见有人采用。 （3）无党说。此为冯浩《玉溪生年谱》中首创之观点。在本世纪上半叶，首先得到了岑仲勉的支持，岑氏在《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导言》中也认为，"商隐非党"，"商隐二年书判拔萃，官止正九品下阶之秘书正字，无关政局，何党之可言"，其"择婚王氏，就幕泾原，情也，亦势也。"五十年代以后，此说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响应。但是，各人的说法仍有小异。有人认为李商隐主观上无心介入党争，如谢无量在《再论李义山的诗》中认为，李商隐"并不注意于党派"，李清士的《李商隐与令狐父子》也认为李商隐对人的态度，是只重品行，不问党派，令狐绹的性格和作风与他是气味不相投的人。针对有人说李商隐舍牛党就李党是良禽择木的意思，作者指出对此事不必用朋党局限，还是说择主而事较妥。有人认为，李商隐虽然主观上并不想介入党争，但其客观上已经卷入党争的漩涡之中，因而成为无辜牺牲品。如马茂元在《李商隐和他的政治诗》一文中，就对过去人们所认为的李商隐出入两党，是个"背家恩，放利偷合"的"小人"的看法进行反驳，提出"李商隐是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而成为被牺牲的小人物"。稍后，柳文英在《谈李商隐的风貌》中也认为李商隐是晚唐官僚集团内部矛盾斗争中不幸的牺牲者，但是该文又指出，李商隐和牛李党争和牛李党争实在并没有什么关系。后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他"在党争的夹缝中过日子，一直很不得志"；杨柳的《李商隐评传》则说"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位持正不阿的人，才做了当时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还有人采用"无关党局"的提法，赞同冯浩的"小臣文士"之论，并着重从主观态度上加以论证。如吴调公就认为，李商隐"受知于令狐楚，只有文字之交、师生关系"，"通婚王茂元"，并未"走上了什么终南捷径"，"参加长安吏部考试，以书判拔萃，重入秘书省"，似乎还找不出"有党人汲引的迹象"，"终武宗一朝，李党得势时期"，也似乎并没有利用李德裕等人的"夤援"，因而说不上"朋党的联系"，他对党人的态度，也无所偏袒，"研究了以上两点，我们就可以了然于李商隐无关乎牛、李党局了。" （4）出入两党说。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认为李商隐"本应始终属于牛党"，"乃忽结婚于李党之王氏"，"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绝代之才，复经出入牛李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陈贻焮在《关于李商隐》中也认为，前人或要求李商隐忠于某一封建主子以致富贵，并根据这一观点去责备他"放利偷合"、"诡薄无行"，或惋惜他未能飞黄腾达，都是不正确的。但是，"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深交令狐、攀亲王家，主要是出于他企图夤援权势的个人打算，也是有可非议之处的。"张明非的观点与陈贻焮亦相近，认为"李商隐的为人也有可以非议之处。他一生陷于党争，却又不甘沉沦，为了取得令狐绹的同情，他屡屡表白心迹，乞求谅解"。同样，陈伯海《略论李商隐的政治诗》也认为，"李商隐确有依违于牛李两党某些成员之间以求取得提挈的表现，这一点比之屈原、李白的劲节傲骨，是大有逊色的。" 思想和性情本世纪专门研究李商隐思想的论文不多。张振佩的《李商隐评传》中曾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分析李商隐的性情和思想，他认为义山的性情有六点：即热情、偏狭、倨傲、好名、犹疑、矛盾。他还认为，李商隐"也和一般人同样，为追求较舒服和安定的生活，于是便力争上流，谋求显达。但几度的失败，便把他推入绝望的深渊。反顾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如人的地方，于是只好归之于不可推求的命运。成为一个定命论者。""一个目前主义的颓废者"，最后"做一个激头激尾的现实反抗者"。 陈贻焮的《关于李商隐》是一篇深入分析李商隐一生思想发展的论文，该文通过对李商隐一生三个心愿的叙述和分析，看出："一、李商隐少壮时代，固然有所谓'欲回天地'（《安定城楼》）的大志。但比较抽象，而更具体更见诸行动的却是为了'孝友'，为了家人骨肉之情，对于重建家门和光宗耀祖的渴望，以及为此所作的努力；二李商隐诗文中的感伤情调，固然主要是当时唐王朝衰落时期封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没落情绪的反映，也透露出他其后政治上不得意的苦闷，但多少含有他自幼孤苦忧伤等身世方面的因素。"文章还将李商隐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始欲委屈夤援；继悟孤立无援；终于疏远名利。"并谓其晚年诗如《槿花二首》、《乐游原》等作的感伤情调中夹有受佛教影响所致的虚无思想。柳文英的《谈李商隐的风貌》通过对把李商隐当作一个轻薄浪子的传统说法的批驳，探讨了李商隐独具的性格美和精神美，指出李商隐具有高洁的品格、傲兀的志气，而且也是一个极富于感情的人。 李乃龙的《略论李商隐的仙道观》则根据李商隐《戊辰会静中出贻同志》等诗考析了其仙道观的渊源和特点，并论述了仙道观在其作品中的体现。 其他有一些论著涉及到李商隐生平的其他问题。如，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生平若干问题考辨》探讨了李商隐"占数东甸"、"学仙玉阳"、"入泾幕与成婚"、"徐幕奉使"、"王氏逝世之时间"等问题。李中华的《"王氏之死"考》则认为王氏死于大中五年深秋。梁超然的《李商隐考略二题》则对义山的生年和摄守昭州二事进行了考证，他考定李商隐摄守昭州时间为大中二年正月初五至三月二十日。 二、诗歌风格和艺术成就总评 本世纪上半叶此时学界对义山诗风格和创作成就的品评大多比较简略，但也不乏珠玑之论。如沈茂彰的《玉溪生诗管窥》谓义山诗"作风能独开一派，其最著者，典丽、奇炼、幽深、微婉、纤巧，五者是也。" 何蟠飞的《李义山诗的作风》谓义山诗是象征主义，应该用解象征主义诗的方法来解，"只需感觉到其中浑漠的气味就可以了。"又说义山诗的作风是热烈、伤感、凄清、精丽、沉郁。 玄修《说李商隐》云："读义山诗，毋专求之律体，其学杜处，多在古体中。当明其身世所遭遇，及其心迹。" 张尔田《玉溪生诗题记》则云："玉溪一派，实于天壤间独辟一蹊径，观集中多假闺襜香清语，以寓其忧生念乱之痛，直灵均苗裔也。有唐名家，无一人可与抗敌，岂直奴仆命骚也哉！" 缪钺的《论李义山诗》谓李义山"灵心善感，一往情深，而不能自遣者"，可比之屈原，文章还分析了李商隐与令狐氏恩怨亲疏之故发为篇章者，谓皆似香草美人之辞。 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学界多从诗歌内容和现实性等方面来评价义山诗的成就。 如陈寂的《李商隐诗探微》就颇强调了李诗中的现实内容，说他的一些直接反映历史、现实的作品"可比杜陵诗史"，又认为"李商隐是作讽刺诗的能手"，作者在详细分析后指出，"作者不可能只是刻划爱情，而不关心政治的。但一般人却看不见他诗中的主要内容，光把它当作描写爱情的诗人，这是何等的错误呢？" 顾易生在《李义山诗的思想内容》中也认为，李商隐有很多诗在精深、婉丽的辞藻中含有丰富高尚的感情和充实深隽的内容，有些诗更是结合了时代、反映了人民的爱憎。作者指出，"他时而戟手怒斥，直销胸头愤慨，更多的却是委宛含蓄，曲吐隐微无尽的愁丝，以婉丽蕴藉的彩笔，写凄楚低迷的哀思，成为晚唐诗人中的代表。" 再如马茂元在《读李义山诗札记三则》则强调了李商隐诗中的"高情远意"，所谓的"高情远意"，实质上就是诗人的人格美，也就是诗歌风格的美的表现。认为"商隐诗确实多忧危凄苦之词，充满着浓厚的感伤气息，但他和那些消极的颓废诗人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在他的诗歌里我们可看出'无限好'的晚晴景色。" 另外，当时新出版的一些文学史也能较全面、客观地评价李商隐诗歌的风格和成就。 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就认为，"李商隐作诗，爱用冷僻的典故，精确的对偶，工丽深细的语言，和美婉转的音律，外形特别美丽，意义往往隐晦。而其佳者，含蓄蕴藉，韵味深厚。"他又认为，"李商隐虽少直接反映人民疾苦生活的作品，但在不少诗篇中，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政治倾向。他对晚唐政治的败坏，君主的荒淫，宦官的专横，表示不满。许多优秀的咏史诗歌，大都是借托史事，寄其弔古伤今之意，而具有较深的讽刺性。"又认为李商隐爱情诗的"长处，是严肃而不轻薄，清丽而不浮浅。有真实的情感，也有真实的体验。抒情深而厚，造意细而深。从这些诗里，可以体会到作者对于爱情的态度，和在艺术表现上的技巧。" 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李商隐是一个关心现实政治的诗人"，但"最为人所传诵的，还是他的爱情诗"，"这些诗很典型地表现了封建时代士大夫们那种隐秘难言的爱情生活的特点。他们一方面向往爱情，一面又对封建礼法存着重重的顾虑。"他们认为，"他成就最高的是近体，尤其是七律。这方面他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则更高，他们认为，"李商隐的诗歌不仅在唐代，而且在我国古典诗歌的整个传统中，都是很有特色的。""在李商隐的诗作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比较统一的，是他少数的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和一部分的咏史诗和爱情诗（无题诗）；而咏史诗和爱情诗中优秀的作品最能够代表他自己的优美风格和艺术特色。"虽然李商隐"没有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广泛地反映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实，没有较多地表现人民的苦难、意志和愿望，却以很多的作品来表现他个人穷愁潦倒的生活、伤感哀苦的情绪以及对于爱情的追求"，"但他开创了诗歌上新的风格、新的流派，在艺术技巧上他对我国的古典诗歌更有所发展和丰富，有些地方还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 八十年代以后这个时期学界对李商隐诗歌的综合研究更为深透，从整体上探讨李商隐诗歌艺术风格的论文主要有：吴调公的《论李商隐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吴调公的《李商隐的创作个性及其时代折光》、董乃斌的《李商隐诗风格分期论纲》、吴调公的《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刘学锴的《古代诗歌中的人生感慨和李商隐诗的基本特征》等。 其中吴调公《论李商隐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将李商隐一生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分成三个阶段，认为"李商隐的十年应举时期的诗歌早已表现其承传李贺的秾丽的特色。而他的'沉博'风格则更多地表现为爱情诗中内心矛盾的体贴入微和对情境色泽丰富多彩的描绘，以长安为中心的求仕时期的诗歌，主要是着重反映一代兴亡巨幅画卷的旅行诗，和揉合神话与现实于一炉的讽谏诗，霓裳风马，骋驰于远古的历史和广阔的郊原中，以形成其'沉博'。至于天涯漂泊、幕府生涯时期的诗歌的'丽'，则表现为异乡风土的描绘、斑烂陆离的色彩和伤悼诗中凄楚的冷色。而'沉博'的进一步发展，则更得力于学习杜甫功力的精进，无论是在政治诗和生平回忆诗中，都或多或少地吸取了杜诗'沉郁顿挫'的特色。"吴调公的另一篇文章《论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认为李商隐的诗歌"得'变化无方'之趣"、"得'乱辞无绪'之趣"、"得'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之趣"，故形成了朦胧美的美学特征。 董乃斌文一反前人多用李商隐的生平分期来论析其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发展的做法，从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实际出发，将李诗风格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模拟期，大致从李商隐开始创作到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写出《有感二首》等诗以前，其诗歌创作主要致力于模拟乐府歌行和李贺歌诗，抒写少年情怀，偶有轻愁薄闷，在模拟中显出过人的才华和巨大创作潜力。第二期为愤激期，到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哭刘蕡》等诗的完成，本期诗风特征是政治性大大加强，情绪趋于激愤悲壮。第三期为感伤期，大致从哭刘蕡以后至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游历江东写出一系列咏史诗为止。李商隐诗歌的基本风格：哀惋凄厉、愤懑不平的思想感情同浓艳绮丽、朦胧曲折的表现形式有机、和谐的统一，到本阶段才成熟定型。第四期为颓废期。指李商隐罢盐铁推官归居荥阳以后的创作。随着生活境遇和健康状况的每况愈下，诗中大量出现对人生和世界虚无、幻灭的思想情绪。 刘学锴文是一篇从宏观角度对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征进行探讨的论文。该文首先指出，诗歌中写人生感慨，唐以前较多人生苦短的喟叹，唐以后较多人生困顿与离合聚散、盛衰变化的感慨，陶潜与杜甫就是杰出的代表。李商隐则是使诗歌中人生感慨的抒写向更深细隐微方面发展的诗人。义山诗对人生感慨的抒写具有个性特点的有三种类型，即命运感慨、世情感慨和情绪感慨。另外，作者还认为，李商隐对人生感慨的抒写同时反映了从先秦到晚唐两方面的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论著也涉及到李商隐诗歌风格的分析。如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第七章"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吴调公的《李商隐研究》第五章 "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董乃斌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下编中前五部分都是论述义山诗的风格的。 其中刘著认为，李商隐诗作"具有寄托遥深、构思细密、意境含蓄、情韵优美、语言清丽、韵律铿锵、工于比兴、巧于用典等特点，表现出他特有的深婉精丽，富于象征暗示色彩的艺术风格。"吴著认为，李商隐诗歌的"沉博绝丽"表现在四个方面："在诗思的陶钧中，表现为意脉的贯串和律法的精细；在炼字炼句中，表现为体物的工切和用典别出新意；在诗体方面，发展了咏史诗和侧重地创写了无题诗，表现了艺术素养的深厚，不拘一格，师法前人而又自辟蹊径。"董著下篇第一部分探讨了玉溪生诗歌风格演变的轨迹；第二部分认为，李商隐诗歌是心灵的象征，是诗人自身的身世之感，一种纯属主观的心态和生命体验；第三部分指出，人生的挣扎与感伤的主题是李商隐诗歌主题的贯串线；第四部分认为，李商隐的创作个性倾向于多用比兴以寄托其主题思想的表现方法，因此他的诗在艺术上的明显特色便是隐晦曲折、朦胧含蓄。第五部分则认为，义山诗描述语言最显著的特征自然是秾艳华丽，另外还具有沉痛凄切、森冷阴暗的色调。 另外，还有一些文章从创作心态、艺术构思等角度对李商隐诗歌的特色进行了探讨，如张伯伟、曹虹的《李义山诗的心态》、蒋凡的《李商隐的艺术贡献与心理分析》、董乃斌的《李商隐诗的语象――符号系统分析》、董乃斌的《幻梦与诗章――李商隐诗心抉微》、王同书的《枯荷夕阳萧瑟美》、梁佛根的《义山诗的用典心理动因与中国传统诗歌用典的文化内因浅说》等。 其中蒋凡文称李商隐是"心理分析的高手"，文章认为李商隐的一生蹭蹬仕途，并非如人所说仅是牛党要人令狐綯的排轧，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他自身的"逆反"心理素质及其诗歌创作。这样抛开个人得失，全然无视利害的坚强创作心理准备，保证其诗歌创作在构思立意、命题谋篇诸方面，能够高瞻远瞩、别开生面，从而为永恒艺术魅力的出现作了良好的铺垫。文章还指出，李商隐的政治诗、咏史诗，心理描写细腻动人；李商隐的无题诗以其擅长心理分析与升华的独特艺术个性，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艺心理学，从而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新贡献。董乃斌的《李商隐诗的语象》运用符号学和文化原型理论对李商隐诗常用的"蝶蜂"语象进行分析。文章指出：一个作家在其作品中较多地使用何种字词，可以窥见作家审美情趣的个性特征。因此，"把字词色彩（还有音调格律）与作家心态直接挂钩，从前者径直引出对后者即作家文化――心理结构的析论"，"从中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曲折关系"。基于此，文章就"蝶"进入文学后形成的两种语象系统――"庄生梦蝶"系统和"韩凭夫妇化蝶"系统进行考镜源流。指出前者"是抒发苦闷、灰心、迷惘、失落、幻觉乃至幻灭，以及由此引致的消极、颓唐、放旷、无为等心态的习用典故"。后者则成为美丽纯真、贞洁和爱情的化身。据作者统计：李商隐以"蝶"为标题的诗共廿九例。除《锦瑟》属"庄生梦蝶'系统'倾向于虚静无为等义者"外，其余绝大部分均属"韩凭夫妇化蝶"系统，"均无不沿用了以蝴蝶为柔美、爱恋、寻觅、无望乃至悲剧之象征的传统文化意义"。此外，文章还就义山诗中表面上未出现蝶蜂字样而实际上咏蜂蝶并有指代、隐喻、象征意义的诗篇作了语象考察。王同书文从"枯荷"（败荷）和"夕阳"（斜晖、晚晴、残阳、斜阳）等语象分析得出"萧瑟美是李商隐诗的特色"的结论。梁佛根文则认为：现实中文人命运与历史人物有惊人的相似处，从而出现文人仿同心理的发达；社会对人权的轻视使自我防护成为必要；社会制度的恒久不变使文化哲学无质的飞跃，积淀成文人的仿古心态，创作上形成原道、征圣、宗经的原则，引起文人对事类征引（用典）的重视；对美学本质性问题认识的停滞，使异代美感共鸣成为可能，并促使文人用典故表现古人已体验到的美感境界。这也是义山诗用典的心理动因。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李商隐诗歌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的评价也有了一些新意。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吴调公的《关于李商隐诗的评价问题》、荀运昌的《李商隐诗歌中的反传统倾向》、陈伯海的《宏观世界话玉溪――试论李商隐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 其中陈伯海文从整个古代诗歌发展的潮流着眼，论述李商隐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文章第一部分考察李商隐在晚唐诗坛所处的地位，认为晚唐诗歌创作的各个流派中，应以"温李"一派为大宗，而李商隐又不限于这一派的正宗，他的成就和影响超越了"温李"诗派的范围，成为整个晚唐诗坛的典型与高峰；第二部分研究李商隐及其所代表的晚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认为李商隐及其所代表的晚唐诗，实质上是古典抒情诗发展到高潮后的一阵余波，是文学创作的主流由抒情写景向叙事说理转折过渡中的一卷水涡。作为这阵余波和旋流的弄潮儿，李商隐的地位虽不能同站在抒情发展高峰上的李白以及开辟"以文为诗"新天地的杜甫相提并论，毕竟也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李商隐的诗歌创作还构成了联系唐诗与宋诗、宋词之间的特殊纽结点，把握古代诗歌史的来龙去脉，从而去发现和总结文学发展变化规律性问题。 另外，一些专著也涉及到对李商隐诗歌成就的评价，如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第八章"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董乃斌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下编的第八部分"他不是一颗稍纵即逝的流星"等。 刘学锴、余恕诚著《李商隐》在论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时认为，李商隐是唐诗繁荣发展期的最后一位有独特艺术成就的诗人，而李商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除了用他的诗歌反映所处的时代以外，可以说主要是由咏史诗和无题诗的成功创作而奠定的。李商隐咏史诗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善于选取典型的历史题材，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融合在一起，并抓住有典型意义的情节或细节，加以着力描绘渲染，从而将自己的感情和议论自然地寓含在鲜明的形象之中，达到艺术的概括性和描写的具体性、寓意的深刻性与形象的鲜明性、议论的奇警与情味的隽永的和谐统一"；而其无题诗的特点和优点则在于，"十分注意比兴本身形象的鲜明、生动、完整，力求其既富于生活实感，又具有启发性，能引起读者由此及彼的自然联想。" 董乃斌的《李商隐的心灵世界》则探讨了李商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认为"他留给后世的最根本的影响，便在于他继承并发扬光大了中国文人以诗歌创作作为舒泄哀怨愤懑和克服身心困厄的根本手段这一传统。李商隐的突出贡献，还在于他以深厚的学力和过人的才华创造了令人目眩神迷的诗美，使诗（特别是中国古代格律诗）的思想容量和艺术质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从而大大丰富了文人们克服内心痛苦、寻求心理平衡的手段。" 三、诗歌题材和体式研究 诗歌题材研究本世纪尤其是五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李商隐诗歌的题材和体裁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就李商隐诗歌题材的研究而言，主要成果有：刘开扬的《关于李商隐的爱情诗》、《关于李商隐的政治诗》、马茂元的《李商隐和他的政治诗――玉溪诗论之一》、陈贻焮的《谈李商隐的咏史诗和体物诗》、陈伯海的《略论李商隐的政治诗》、韩理洲的《李商隐的咏史诗》、陈伯海的《李商隐和晚唐咏史刺政诗》、杨柳的《李商隐咏女冠诗初探》、张明非的《李商隐的政治诗》、钟来因的《唐代道教与李商隐的爱情诗》、《李商隐玉阳山恋爱诗解》、王蒙的《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刘学锴的《李商隐的托物寓怀诗及其对古代咏物诗的影响》、《李商隐咏史诗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古代咏史诗的发展》、苏涵的《一个弱者的爱情世界》等。 其中刘开扬的《关于李商隐的爱情诗》把李商隐的爱情诗分为三类：（一）他年轻时恋爱中的作品，恋爱的对象有宋真人姊妹和柳枝，这两次恋爱都失败了；（二）写他和他的妻子王氏相爱和王氏死后的悼亡诗；（三）不知道所写恋爱对象是谁的作品。文章认为，李商隐的爱情诗有可取之处，而封建糟粕也是很多的。"他的诗表现了一些真挚的爱情，而且对封建礼教束缚着男女青年，不让他们自由相爱，也是有一些反映的这是应该肯定的地方。"但是，"李诗对封建势力的不满却表现得不够有力，并且几乎完全没有表现出当时的社会生活来，这是它的弱点。"而其《关于李商隐的政治诗》一文则认为，虽然"我们不必把'爱国诗人'的头衔加给他，但他的政治诗也反映了当时的朝廷和社会的政治面貌"，所以文章分析了李商隐的咏史诗、描写当时政治生活的诗以及战争诗，强调了李商隐诗歌中的现实精神，同时也看到了商隐政治诗的缺点，一是他对党争的危害认识得不足，他对令狐绹的剖白和屡启陈情，也是他思想庸俗的一面；对于社会混乱的原因，他更没有认识到；还有他的政治诗也有类似他的爱情诗的，写得很隐晦，用典太多，而且好逞才华，使读者读起来很困难。 马茂元文也强调了研究李商隐政治诗的重要性，他认为，"就研究的程序来说，先从直接表现政治态度的作品入手，弄清作家创作思想的基础及其倾向性，然后由此及彼，互相印证，对进一步进行全面的探讨，将会起着开启关键的作用。"文章指出，"积极关心现实和消极逃避现实的互相矛盾着的心理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李商隐诗歌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把政治上的感触和生活上的抒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个人的身世遭遇，通过日常生活的歌咏而表现出自己对现实重大问题的肯定或批判，这是李商隐大量政治诗中的主要内容；从这可以看出他在思想上所能达到的高度。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面，我们不能忽略其另一面，那就是他诗歌中所表现的浓厚的消极感伤情绪。"文章最后认为，"政治诗是李商隐全部诗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从质量或数量上看，它们在文学史上以及诗人创作中所应占的地位，都并不低于他的爱情诗"；"从政治诗来看李商隐，他虽不能和稍早的张籍、白居易等诗人相提并论，但却高出于与他齐名的杜牧和温庭筠"。 陈贻焮文则指出，李商隐体物诗《牡丹》中"运用大量富于生活气息的典故来描写、烘托因某一事物而引起的种种感受和情绪的作法，在以前的诗歌中是罕见的"，然而，这只是"一个很有趣很成功的尝试"，"很难在一般诗中，甚至在咏物诗中被普遍地加以运用的这一事实，却显示出这一作法在构思和表现上所存在的严重局限性"。对于李商隐咏史诗中艺术上的创新，陈文同样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李商隐这类诗歌的构思和表现显然受到了李贺的影响。是李贺使他懂得了怎样凭借历史陈迹或前人诗文的启示而驰骋想象，进行构思和表现；但同时又体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和艺术特色，作出了新贡献。"陈文又极赞赏其咏史绝句，说李商隐的"这类作品大多想象生动，感受逼真，将历史陈迹和传闻写活了"，"此外他还特别注意构思的凝练，取材的精当，力求出奇制胜，小中见大。"在论及李商隐"一些专写特定生活环境中特定感受和情绪的精美诗篇"时，作者指出，这些诗"表现入微"、"体物入神"，"但最可注意的是，由于他有时将一些感受、情绪、感情写得很形象很具体，以致使诗歌或多或少地带有象征意味"，这就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 陈伯海的《李商隐和晚唐咏史刺政诗》一文则认为，诗人咏史的深刻性，在于他能够从政治着眼来看待一些历史现象，经常把封建帝王的荒淫恶习同政治上的祸国殃民联系起来考察，使得作品中的暴露具有一定的社会深度。文章还探讨了李商隐咏史刺政诗题材表现上的贡献和体裁上的创新。张明非文则认为，李商隐的政治诗反映了他的政治观点，从中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到李商隐的真实面目，显示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清醒的见解，而且不为尊者讳。 钟来因前文指出，李商隐的爱情诗与道教关系密切，前人谓其诗风清峭感怆、谲怪、隐僻、精深，均与道教有关。文章联系唐代崇尚道教的风气及李商隐玉阳山学道的经过，认为义山为追求爱情的幸福，触犯了封建礼教，也违反了道门教规，受到重大挫折，这对其生活、思想、诗风都有重大影响。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道教给义山爱情诗打上的烙印：第一，充满了仙风道气的爱情诗，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瑰丽多姿、极富仙家色彩的爱情画卷；第二，义山大量运用隐比手法、比兴体制来写爱情生活中的种种感受，致使这些诗呈现出隐晦、精深的风格；第三，义山爱情诗受道教好静虚无的影响，在恋爱的悲剧中更易产生感伤、颓废的情绪，使他的诗涂上了浓郁的悲剧色彩。钟来因后文选取李商隐"学仙玉阳山"期间所写的有代表性的恋爱诗三十首，一一剖析，揭示出其中隐藏着的奥秘。作者认为，道藏中的秘诀隐文的表达方式给义山的爱情诗打上深刻的烙印。他的无题诗的制题艺术，爱情诗的隐比、象征手法，都从道藏学来。因此，揭开其中隐藏着的道藏的奥秘，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这些恋爱诗。 王蒙文认为，李商隐的政治诗既有一种旁观者的清醒，又有一种旁观者无法投入的无可奈何的悲凉。作为政治上的失败者（甚至连失败也谈不上），李商隐对政治无益无效的关注与政治进取愿望，拓宽了加深了熔铸了他的诗的精神。文章还指出，李商隐善于将负面的情绪用艳丽精致的形式加以表达，诗中充满了迷茫与悲凉的体验。文章对李商隐诸多名作的分析大都发人所未发，且文笔洒脱，激情洋溢，很有个性。 刘学锴前文首先勾勒出咏物诗的发展史，指出李商隐之前的咏物诗形成了借物托寓和单纯体物两种传统。李商隐的咏物诗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兼具多种类型，但最能体现其咏物诗艺术特征及成就的则是托物寓怀之作。他的这类诗的最主要的特色和贡献，是实现了从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转变。文章还指出了义山对文学表现真实个性的重视是实现从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转变的内在原因。咏物诗的创作离不开对物与人、形与神、情与理等关系的处理，义山在这些方面对传统都有明显的发展。概言之，从物与人的关系看，义山把前二者比较简单的比附发展为注重整体神合的较高层次的象征。从形与神的关系看，义山此类作品的显著特征是离貌取神，物与情或理的关系看，义山此类作品的特征是不涉理路，极饶情韵。总之，无论从感情的产生或传达看，义山托物言志诗都更接近于"兴"体，而与传统的比体和赋体咏物诗判然有别。刘学锴后文则指出，李商隐咏史诗的第一个特征是强烈的讽时性，第二特征是具有较高的概括性与典型性。李商隐为正确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作了多方面的成功尝试，具体而言，一是用假想推设之辞突破史实局限，更深刻地揭示讽刺对象的本质与灵魂，二是将两件本不相接之事，略去时间距离，将其紧相组接，以突出历史现象的前因后果，三是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或微物来表现深刻的主题，四是在史实或传说的基础上加以生发，创造出带有虚构色彩的场景，五是深入开掘历史现象的某一本质方面，熔铸多方面的生活内容，使之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和典型性。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深长的情韵是李商隐咏史诗的第三个特征。如果说，讽时性赋予咏史诗以鲜活的生命灵魂，典型性赋予它丰满充实的血肉肌体，则抒情性便赋予它动人的情韵风神。 苏涵文则对李商隐的爱情诗作了人格阐释。作者认为：政治失落和三次爱情失落造成了李商隐的弱化人格，这决定着诗人的艺术选择。具体而论，首先，是他的人格特质中孱弱、退缩的一面的主导作用，使他只能以委婉曲折的方法在艺术中追求爱情的自由。其次这种性格驱动他去追求相应的刺激情境，在那情境中获得满足。再次，这种人格特质使他既执著于情的苦恋，又不能隐去爱情生活的真实事迹，从而形成了情的高度浓化和可叙述内容尽量淡化的艺术特点。李商隐的弱化人格所营就的爱情诗的艺术价值有三点：一是对情的偏执造成了深隐朦胧之美；二是以"弱者的强爱"这种特殊的爱情形态深刻揭示了人间爱情悲剧的共性；三是从一个特殊的方面使后人更深一层地认识了晚唐衰弱的时代精神。总之，缺陷的人格的另一面竟是艺术的圆满。 诗歌体式研究本世纪从体裁方面研究李商隐诗歌的论文不太多，而且主要集中在对其七律、七绝的探讨，如，萧艾的《试论李商隐的七言律诗》、周振甫的《李商隐绝句初探》、初旭的《沉博艳丽，高振唐音――李商隐七律艺术探微》、房日晰《李商隐七绝论略》、赵谦的《论李商隐七律的内在结构效应》等。 其中周振甫文认为李商隐绝句中反映身世之感的较多，在反映身世之感的诗里，结合不同内容，运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这些诗写得深情绵邈，沉博艳丽，用词精炼，跟其他各体的诗具有同样的艺术特点，可供我们借鉴。商隐的绝句，可能在当时有许多不便明言的，写得比较隐晦，注家也有各自作出不相同的解释的。我们可以在精工富丽的辞章中体会到他的婉转的情思。初旭文则认为，在七律的发展史上，第一座里程碑是杜甫，那么，第二座里程碑当之无愧的则为李商隐了。文章分析道，李商隐"沉博艳丽"的风格，具体表现为情致缠绵、意境幽深，诗思婉约、律法精严。工于比兴，深于寄托，清词丽句。这些都突出表现在他的七律中。房日晰文指出，李商隐的绝句深刻地反映了动乱的时代，揭示了晚唐面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艺术上又能苦心孤诣，戛戛独造：第一，含义深邃，意旨微茫；第二，议论精辟，感情深沉；第三，构思奇妙，诗味隽永；第四，感情细腻，意境婉约；第五，语言淡宕，风神摇曳。赵谦文论述了商隐致力于改变七律内在结构的几种手法：一是用隐喻手法使之具有表层意象与深层联想意义的复调结构；二是用反讽式、层递式、时空式比较结构，使外在意象语言层面和推论语言的潜逻辑层面有机整合；三是利用意象的感觉示意功能，构织密集的意象群落；四是大量用典，尤重在典故中几项蕴含的多种关系的互相作用；五是运用复义手段，将多重意旨附挂于某个意象。文章具体分析了这几种手法的效应，视角独特，言之成理，是李商隐诗歌体裁研究中少有的较有深度和新意的成果。 四、诗歌艺术渊源和对后世的影响 八十年代以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界虽然也涉及到义山诗的艺术渊源和影响，但并无专文探讨之，大多比较简略。 如，张振佩的《李义山评传》就指出了义山诗的历史根源："盛唐融合南北文学而成的诗，是初盛之变，而韩白等又为盛唐诗内在矛盾的暴露，冲突的结果，更产生出晚唐温李一派新型的诗。"文章还将义山与杜甫、义山与李贺、义山与温飞卿等人作了比较，论及义山诗的影响时，主要强调了对西昆诗派的影响。 沈茂彰的《玉溪生诗管窥》谓义山之诗受赐于老杜、韩愈、令狐楚、六代、盛唐、佛典者甚多。 缪钺在《论李义山诗》论述义山诗的渊源和成就时，颇强调李贺的影响，说"义山诗之成就不在其能学李贺，而在其能取李贺作古诗之法移于作律诗，且变奇瑰为凄美，又参以杜甫之沉郁，诗境遂超出李贺之上。"文章还论述了义山诗与词体之关系："义山虽未尝作词，然其诗实与词有意脉相通这之处"，"盖中国诗发展之趋势，至晚唐之时应产生一种细美幽约之作，故李义山以诗表现之，温庭筠则以词表现之，体裁号异，而意味相同。" 陈寂的《李商隐诗探微》有一节是"李诗的渊源和继承"，认为李之于杜（甫），相同处不单在面貌，而且贯彻在精神。 另外，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也对李商隐的艺术渊源和影响作了比较简略的介绍。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就指出："李商隐的诗歌，特别是他的爱情诗，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从晚唐韩偓等人、宋初西昆派诗人、直到清代黄景仁、龚自珍等都在诗的风格上受过他消极或积极的影响。此外，唐宋婉约派词人，以及元明清许多爱情戏曲的作家，也都不断地向他学习。"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则认为，"他接受了汉魏古诗和乐府歌词以及梁陈宫体诗的影响；在唐代诗人中，对他影响较深的，是杜甫的五言和七律；他的七绝有着杜牧那种清丽俊逸的格调；而他那些奇特的想象，却是汲取了李贺的浪漫主义手法。" 八十年代以后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才产生了一些对李商隐诗歌艺术渊源和影响进行深入探究的论文，有些文章还将李商隐与外国诗人作了比较。 这一时期研究李商隐诗歌艺术渊源的论文如吴调公的《李商隐诗歌渊源论》、吴企明的《李商隐诗歌的艺术渊源初探》、刘学锴的《李商隐与宋玉――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传统》等，论述都较前人更为深入。 其中吴调公文认为，李商隐从屈原诗歌艺术宝库中学到了象征手法和浪漫主义气氛的渲染技巧；受徐庾描写丽人思妇的影响而写了较多的爱情诗，在色彩瑰丽上也受了徐庾的影响而形成他的"百宝流苏"的风格；李商隐受杜甫的影响表现在频频以时事入诗，抒发忠荩之感，还具体而微地学习、师承了杜诗的沉郁风格、炼词炼律的精细；在构思的奇巧和词采的冷丽幽凄上则很受了李贺的影响。刘学锴文从宏观角度审视李商隐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感伤主义传统中的地位,较有深度和新意。该文首先从诗人的为人、作品基本主题、微辞托讽、抒写艳情绮思、诗歌理论等方面对比了李商隐与宋玉，揭示出他们之间的继承关系；然后从文学史发展的长河中考察李商隐对感伤主义文学传统的贡献，并对文学史的感伤主义勾画出一个简略的发展轮廓。文章认为："李商隐的诗歌，融时世身世之悲感于'沉博艳丽'之中，贯感伤情调于咏史、咏物、无题等各种题材体制之内，将宋玉、庾信、杜甫、李贺诸家的感伤质素与文采华艳都加以融汇吸收，成为感伤主义文学传统的集大成者。" 相对说来，探讨李商隐诗歌对后世影响的成果则多一些。主要有：吴调公的《李商隐对北宋诗坛的影响》、《李商隐在清代的余波绮丽》、王玉祥的《李商隐对苏曼殊诗的影响》、王兆阳的《论李商隐的诗对词的独特风格形成的影响》、刘学锴的《李商隐诗与唐宋婉约词》等。 其中吴调公前文认为，在北宋时期，学习李商隐诗歌的显然有两个作风：早先是西昆体的生搬硬套，扩大了李诗的糟粕；后来是王安石、黄庭坚，在善于创新的前提下汲取了李诗的营养。到了南宋，由于民族矛盾尖锐，发抒悲凉沉痛的哀国之思的诗歌一时成为主流，这距离李商隐的风格较远，故李诗的余波一时消歇。吴调公后文则指出，李商隐诗派经历了明代的中衰，进入清代以后，在诗坛的影响扩大了，特别在清初和清末两个时期，更加呈现出余波绮丽的局面。文章比较详细探讨了李商隐诗歌对清代诗人钱谦益、吴伟业、王闿运，以及光宣之际的湘鄂诗人、江南诗人的影响。文章最后说，"清初的几位大诗人，可算是既善于学习前人而又善于脱胎换骨。而晚清的学李也不乏名家。因此相对说来，作为李商隐诗歌的出色的绮丽余波，大概应推有清一代的承传者了。"刘学锴文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义山诗与唐宋婉约词的关系：以义山诗与婉约词在诸方面的相似点，说明义山诗在由五七言诗向词演变过程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探讨义山诗的一些重要质素与特征对婉约词的深远影响。文章认为，李商隐在诗与词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义山的绮艳之作，词化特征比较显著的有三类：一类是经过改造的"长吉体"艳情诗，一类是用近体律绝形式写的无题诗、准无题诗、有题的爱情诗和风格绮艳的咏物诗，一类是吟咏日常生活情思的小诗。这三类诗的词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一、题材的细小化；二、内容的深微化；三、意境的纤柔化；五，语言的圆润化。在审美类型上，都属于婉丽纤柔、温润妩媚的优美型、阴柔型。而义山诗对唐宋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在艳绝之中融入身世时世之感与人生感慨，二、李商隐诗歌的比兴寄托不是偏于理性的"志"，而是融和着生命血肉的"情"，是对悲剧身世和人生的深沉悲慨。这种自然流露的纯感性的寄托，对词的影响比传统的托物寓志方式要大得多。义山诗的深层意蕴多因触事（物、情）而兴慨，表现得比较隐微，适应了由诗到词的演变过程中，寄托由志到情、由显到隐、由有意到无意转化的趋势。三、表现感伤情调和感伤美。这是义山诗的审美特征。这种审美特征主要影响了南唐词及以后。四、时空交错与跳跃的章法结构。这一点，在李贺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义山加以继承和改造，给人以缥缈变幻、回环往复的感受，并对唐宋词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总之，此文使人们长期以来对义山诗与唐宋词之间关系浮浅、笼统的认识更为深入、细致了。 另外，还有几篇文章探讨了李商隐诗与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异同及其在国外的影响，如蒋小雯等的《李商隐和华滋华斯》、许渊冲《谈李商隐诗的英译》、刘若愚的《李商隐与西方现代读者》等。 蒋小雯等文从几个方面比较了李商隐与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相同相似之点。文章认为："李商隐和华滋华斯都是被卷入生活的诗人。他们都关心社会现实，而不是藏头去尾地躲在生活的背后养神安息。""李商隐和华滋华斯都善于咏物、写景，而且都能突出地表现出人和自然的交流，人和自然的融汇"，而且他们的诗"在朴实的词句后面隐藏着深奥的意蕴"。刘若愚文探讨了李商隐对西方当代读者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原因。作者认为李商隐的长处正在于深入人生，尝遍了生活的各种滋味。正是他对待人生的这种积极态度赢得了现代西方读者的理解和欣赏。作者认为李商隐是"巴洛克"风格的诗人，他认为李商隐的诗和"巴洛克"文学美术一样都寻求神秘奇异的境界，都趋向于繁缛眩目的作风，这种相似便是引起西方读者对李商隐的诗感兴趣的又一原因。 五、无题诗研究 无题诗是李商隐诗歌中及其重要的部分，不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一直是学界热衷探讨的课题。本文下面将在参考陈冠明的《李商隐的无题诗和锦瑟诗》和刘学锴的《李商隐无题诗研究综述》等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对本世纪学界的有关研究情况进行简略的介绍。 无题诗的范围李商隐诗集中标明"无题"的诗，朱鹤龄注本中有十六首，冯浩注本中十五首，其他各家注本大致相同。纪昀提出摘句首二字为题的，如《碧城》、《锦瑟》等诗，也算"无题诗"。这就将"无题诗"的范围扩大了许多。这个说法得到了本世纪大部分学者的认可。 李长之、吴调公、刘学锴、余恕诚均认为这类诗为"类似《无题》"。也有人称之为"例同《无题》"。 刘开扬则提出，用"句中二字"作题的诗，也"等于《无题》"。 徐朔方认为，"至少就文字表面而言"，那些"以抒写艳情或爱情为内容"的，"是否另有寄托则在疑似之间"的"一些七言律诗"，均可列为《无题》诗。因此，一方面，只要具备以上条件的，即使有题的，如《圣女祠》等七首七律诗，也可作为《无题》诗看待；另一方面，对以《无题》为题的十五首和以"句首二字为题"的"近三十首"诗却作了如下的"限定"：《无题》诗非七律的均在排除之列，即使是七律的，如《无题》（万里风波），也因非关爱情，在排除之列。此外，以"句首二字为题"的诗也只剩下《锦瑟》等七首，以上三项，凡有"《无题》诗"二十首。 杨柳的《如何理解李商隐的诗》一文，则从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角度，将《无题》诗划了一个范围，即指"摅写作者不愿明言的生活遭遇或思想感情的偏什"，共有六七十首。其中包括：一、题目标明《无题》者二十首；二、拈篇中数字为题，例同《无题》的诗；三、概括题旨命题者，如《药转》、《曼情辞》、《晓起》、《可叹》、《离思》等。 无题诗的内容和作意从清代以来，人们对李商隐无题诗内容和性质的理解就有分歧。说法主要有两种，即寄托说和爱情说。 清代学者多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是有寄托之作，而其中吴乔等人更将全部无题诗都说成是为令狐绹而作。到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这种观点为张采田、汪辟疆等人所继承。不过，张氏对李商隐无题诗所寓意的对象的理解与前人稍异，他认为李商隐无题诗除了一部分寓意令狐，还有一些作品是为李德裕写的，其中寄托了对李德裕的怨旷之情。由于张采田等人的过于比附、过于绝对，所以，寄托说在本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响应者只有萧艾、杨柳等数人。如萧艾在其《试论李商隐的七言律诗》将许多七律《无题诗》看作"希望令狐绹对他汲引"的诗。杨柳的《李商隐评传》则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无题》诗，是干谒之作，是"直接、间接影射令狐家的"。 二十年代末，苏雪林撰成《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考证义山恋爱的对象有女道士、宫嫔和娼妓，并认为无题诗中的"紫府仙人"是为所恋女冠而作，"含情"、"凤尾"、"重帏"、"昨夜"、"来是"、"飒飒"、"相见"等则分别抒写义山与所恋宫嫔飞鸾、轻凤幽会、间阻的情景，及对方死后对她们的追悼。这种爱情说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许多学者对苏氏的索隐猜谜的方法不以为然，如张荫麟《评雪林女士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张尔田《论李义山恋爱事迹》均认为苏氏所说的义山恋爱事迹有泥解之弊，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严格说来只能算是艳情诗。另外，有些学者则比较同意苏氏之说，亦持爱情说。如朱偰的《李商隐诗新诠》就继续敷演李商隐与宫嫔言情而作《无题》之说。陈贻焮的《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和葛晓音的《李商隐江乡之游考辨》都在对苏雪林的考证有所纠偏的基础上，继续探讨李商隐的恋爱事迹。 但是，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中有寄托之作，也有艳情（或爱情）之作。如张振佩的《李义山评传》就在明确反对梁启超艳情说、苏氏恋爱说之后，同意纪晓岚的说法，认为"无题诗并不是专为某一事件而作，而是各有其作意的"，他将无题诗分为狎邪之诗、怨怼之作、哀感之作、讽刺之作。 本世纪下半叶，将无题诗分别观之的学者更多。如刘学锴、余恕诚在《李商隐诗选》《前言》中就认为无题诗的性质和内容并不单一，其中确有一部分"寄托的痕迹比较明显，寄意也比较清楚"，另一部分"寄托的痕迹似有似无，多数和纯粹的爱情诗非常相似"，也有"明显是艳情冶游之作"。周建国的《李商隐的无题诗、寄托诗考辨举隅》则分析了义山无题诗中的艳情诗，寓意令狐绹的诗，以及别有寄意的政治诗，还探讨了某些制题隐晦、词旨婉曲政治诗的隐词以寄情况。 尤其是对其中寄托似有似无的作品，人们的理解就更加多样化了。人们或认为其中所抒写的"悲剧性爱情和爱情心理，又总是隐隐约约地和诗人的悲剧身世及人生体验有着某种联系"，或认为不能"截然排除其中蕴涵着更深的隐痛"，或认为"他把自己对社会人生那种凄凉的情感，那种恍惚不定的心态也悄悄地织进他的爱情篇章中了"，甚至认为"它实际上乃是作者全部人生经验的形象化表现"，"许多无题诗既可以理解为爱情诗，但又不仅仅是爱情诗，因为坚贞纯洁的爱情和高尚的精神寄托，在同一诗歌境界中得到了完美和谐的统一。无题诗中的爱情，既可以说是一种特定的情绪，又可以说是一种净化了的精神追求"。美籍学者刘若愚也认为，对李商隐无题诗的三种见解（为令狐父子而作说、秘密恋爱说、讽刺宫廷及党争说）均不能令人信服，其弊病在于陷入过分追求"创作意图"的谬说之中。刘氏主张"对这类诗作象征意义的理解，而不是（一味求索）它们的寓意"，"与其将某首诗作提供的潜在线索，使诗的戏剧性情节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解释或多种理解。我们要再现的就是诗的戏剧性情节，而不是考证诗中的人物原型"。 无题诗的艺术特色和成就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多沉湎于对无题诗内容和性质的探讨，而相对忽视了对无题诗艺术的研究和分析，真正对无题诗的艺术作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是七十年代末以后的事。这些研究又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无题诗寄托方面特点的探讨。刘学锴的《李商隐的无题诗》从四个方面揭示了无题诗寄托的特点：对藉以寄托的人物情事的生动性，作品本身性质的两重性，寄托内容的抽象性，寄托方式的整体性。陈伯海《怎样看待李商隐的〈无题诗〉》一文认为，它"综合了齐梁言情与汉魏咏怀这两个传统，……创造了一种新的比兴形式。……以情寄情，爱情的相思与政治、人生的'相思'犹如水乳交融般地渗合在一起。" 二、对无题诗构思特点的探讨。周先民的《李商隐无题诗构思特点》指出，"《无题》诗往往是围绕着理想'郁结'所形成的中心去构思，又往往被带有条件反射特点的记忆所触发，因而它的内涵丰富而复杂，感情真挚而强烈；相反相成、瞻前顾后的自由联想使得它的意绪纷繁而飞动，对'距离美'的潜心追求使它的形象瑰美而精微。" 三、对无题诗意象组合方式与结构特点进行探讨。郝世峰的《选玉溪生诗补说前言》认为，"他的诗歌结构常常不注重意象间的表面关系，而是以心使物，因心造境，偏于表现意象下面的深层底蕴，因此，意象间的表面逻辑关系相当隐约不定，甚至彼此不相干连，……这样的结构才最足以表现诗人那种迷离惝怳的心境。"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也指出，"他除了用重叠的象喻之外，还常常把一些片断的意象组织在一起。"刘学锴、余恕诚在《李商隐诗选》增订本《前言》中也认为"以心象融铸物象"是李义山诗形象构成的重要特点，"无题诗虽多包含情节和事件，却不是事件的简单再现，而更多伴随着心境的表现。作事件看，常常若断若续，莫知所归，作物的境象和某些心象序列分的交织与融合看，则更能窥见作者的'文心'。"赵景波的《论李商隐无题诗的朦胧机制――兼论中国古典意象诗的的解读规律》则从语境学、结构学、符号学的角度对李商隐无题诗的意象进行了颇有新意的探讨，他指出，李商隐的无题诗多以诗人流动的意识构成潜在意脉，表面上被互不相联系的意象覆盖。这种内化的潜隐的意脉是造成无题诗朦胧效应的结构学原因。从符号学的角度看，诗由有多重性格的符号构成。在概念符号、表象符号和意象符号中，李商隐的无题诗更多的是运用意象符号（包括同构意象、浸染意象、比附意象）。这些意象都有多重意味，加上诗人打破了物理时空框架，按照自己的心理时空对这些意象进行"蒙太奇"式的组接，致使这些意象中的表象因素无法在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中运用组合，因而呈现给人们的是一个不能用语言准确表述的艺术境界。王蒙的《混沌的心灵场――谈李商隐无题诗的结构》认为李商隐无题诗结构的第一个特点是可简约性、可直通性。李诗难点在意旨的理解上，这其中又难在神龙不见首尾的虚拟和前言不搭后语的语序上。其间意旨混混沌沌，若即若离。但如果把它的较平易的首二句和尾二句连通起来，弃其腰而取其首尾，删繁就简，则所写为何，就明白了许多。跳跃、空白、首尾相对平和与中段的异峰突起，是这类诗结构的第二个特点。有弹性、可更替性、可重组性是这类诗结构的第三个特点。诸特点中又贯穿着一个统一性原则，这就是情感、意象、用典、形式的统一。认为李商隐从心灵出发，以内转的潜气为依托，精心搜索编织，铺陈营造，探寻寄寓，建成了他特有的城池叠嶂、路径曲幽、陈设缛丽、堂奥深遥的诗的宫殿。这一类诗的结构可称之为心灵场。 四、对无题诗的基调、意境、风格等方面的特点进行探讨。研究者比较一致地指出，《无题》诗的基调是"浓厚的感伤"，"凄艳而不轻佻"，"浓烈而凄清"。在意境方面，则大都认为它具有"朦胧"的特点。"它们要表现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种情绪；不是一幅时间、地点清晰可考的画面，而只是一种空灵缥缈但是可以把握的意境。……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具有音乐作品可以意会、较难言传的特点。""无题诗……犹如无标题音乐，往往是作者某种潜在情绪的触发及展现"。关于无题诗的艺术风格，除了比较一致地指出并肯定其朦胧美以外，研究者还分别指出其"追求一种细美幽约的美"，"化沉博为精纯，寓渟蓄于舒展"，"兼绮丽和深沉的风格"。 五、从爱情诗的角度对无题诗的特点进行评论。吴调公在《李商隐研究》中说："在他的诗中，不仅略去庸俗的爱情细节，并且善于勾勒一个'余味曲包'的总的轮廓，……正面文章往往不多，着意渲染的只是有助于抒发某种感情的特殊气氛。" "逶迤婉转的脉络，……和迷离惝怳的内容是相适应的。""他的典型感情的概括能力，复杂的心理描绘，以及通过背景气氛的渲染和用象征手法抒发情怀的艺术本领，都可以作为今天的借镜。"李中华的《试论李商隐的无题诗》也认为："多数无题诗并不注重爱情事件的交待与勾勒，它抒发的是一种纯粹的情致"，"略去了爱情的线索，隐去了主人公的身分，将非情的成分脱略殆尽。" 锦瑟诗的题旨自宋代以来，人们对《锦瑟》诗的题旨所作的解释和推测就纷歧繁复，本世纪的歧说也有十几种之多，兹介绍其中较有影响者： 一、恋情说。宋人刘颁的《中山诗话》谓锦瑟是令狐绹的青衣名，计有功的《唐诗纪事》略同。此说遭到了明清两代大多数学者的辩驳，故响应者不太多。清屈复在《玉溪生诗意》中笼统地定为"男女慕悦之词"，但又认为"有寄托"。苏雪林在其《李商隐恋爱事迹考》中则认为此诗是咏"他所恋爱的宫嫔"的。刘开扬《论李商隐的爱情诗》又认为是"追忆他年轻时恋爱的事"，恋人当然是王氏。 二、悼亡说。清朱彝尊以为是"埋香瘗玉"的"悼亡诗"。冯浩从之。姚莹《论诗绝句》云："《锦瑟》分明是悼亡，后人枉自费平章。"近人心史（孟森）《李义山锦瑟诗考证》也认为，李商隐以锦瑟为嘉偶之纪念，为悼亡之作，盖作于大中五年秋。刘盼遂的《李义山锦瑟诗定诂》同意孟心史的悼亡赋诗之说，并加以补正。马茂元亦认为，"仔细寻绎诗意，觉得悼亡之说确不可易。不过所悼念的不可能是商隐的妻子王氏，而是他所爱恋的另一女子"，"至于这位女子是谁，'锦瑟'二字是否影射或直接就嵌用了她的名字，则无从考证。"黄世中的《〈锦瑟〉笺释述评及悼亡说新笺》也主此说。张国光的《试解〈锦瑟〉之迷――李商隐倾向于李德裕党之一证》则认为，《锦瑟》是"悼亡"和政治诗的结合，认为"望帝"句"系悼念武宗之死与会昌新政的被废搁"。 三、听瑟曲说。禹苍《说锦瑟篇》认为此诗"实是写听瑟曲而引起的情怀"。 四、伤唐室残破说。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说："余颇疑此诗是伤唐室之残破，与恋爱无关。" 五、编集自序说。此说出何焯《义门读书记》引程湘衡说，亦见王应奎《柳南随笔》。高步瀛认为此说无疑。钱钟书也认为此说无"瓜蔓牵引，风影比附"，"最为省净"。周振甫在《李商隐锦瑟诗初探》中，又引钱钟书用瑟的"适、怨、清、和"的乐音来解释诗的中间二联，认为这二联正好"说明《李义山诗集》的主要内容和它的艺术特色"，周振甫推此说是"创辟的新解"。持此说者还有钟来因等人。 六、回顾生平兼编集自序说。此为上说的补充。见李固阳《就锦瑟诗与周振甫先生商榷》。李文认为，这首诗既然编在集子的开头，就标明集内诸篇记录着一生事迹，确乎起了'编集之自序'的作用。但李文否定钱钟书的"适、怨、清、和"说，认为这是"回顾平生" 之作，是李商隐"慨叹自己的际遇"。 七、自伤身世或自叙平生说。何焯《义门读书记》首倡此说，汪师韩《诗学纂闻》和之。张采田《李义山诗辨正》以为"悼亡诗定论"，而其《玉溪生年谱会笺》则直视诸家为臆说，又以为"自伤身世"说"斯真定论"。薇园的《稻花香馆杂记·香奁或无题诗》亦认为义山一生仕宦不进，终身坎壈，故开卷锦瑟一篇，乃假物以自伤。本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专著多从此说。许多有关《锦瑟》诗的论文，如汪辟疆《玉溪生诗笺举例》、王达津《古典诗歌札记》、程千帆《李商隐锦瑟诗张笺补正》、魏明安《评锦瑟诗的笺解》、李文初《李商隐锦瑟诗颈联发微》等，也均从此说。阎琦则进一步认为："'自伤'说已笼括'悼亡'说在内"，"故'自伤'说最为通达"，可以"粗定下来"。梁枢的《〈锦瑟〉新论》则认为《锦瑟》是一首"自伤身世的音乐诗"，李商隐是以琴瑟的音乐在"演奏其身世之感"。美籍学者刘若愚更是认为，《锦瑟》诗可视为人生如梦这一共同主题的变奏曲，这种看法不排除对诗人妻子或任何人的忆念，也不排斥对诗人往昔生活和其诗作的沉思。这样构思政合乎李商隐晚年情况，此诗显示了诗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美籍学者王福民也认定《锦瑟》诗是李义山的"自叙诗"，"是他一生际遇的自叙"，"是作者站在旁观者的地位把他一生的'前尘'加以欣赏的结论"。吴奔星的《诗的明朗与含蓄――兼论李商隐的〈锦瑟〉》则指出，"从思华年的内容上看，不外以党争引起的宦海沉浮为经，以夫妻生离死别为纬交织成篇。""诗人的一片惘然之情，是由象征官场的尘网和陷入一往情深的情网所产生的失落感引起。"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 八、"不可知"说。此说的倡导者是屈复，他在《玉溪生诗意》中认为："凡诗有所寄托，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若《锦瑟》、《无题》诸篇，即是"不可知者"。梁启超也说：他对《锦瑟》等诗讲的什么事，"理会不着"，只觉得诗美，"含有神秘性"。王士菁则说：《锦瑟》是"恍惚迷离"的，"究竟写的什么，恐怕只有诗人自己心中有数吧？"谢无量说：《锦瑟》等诗"究竟何所寄托，殊难证明"王蒙的《一篇〈锦瑟〉解人难》从鉴赏学的角度剖析诗意，认为从诗人的写作触发动机来全然肯定或否定一说，前提都不充分。王蒙指出，此诗所咏的"核心是一个情事"，是一种"惘然之情"，其中"包括了丧妻之痛、漂泊之苦、仕途之艰、诗家的呕心沥血和收获的喜悦以及种种别人无法知晓今人更无法知晓的个人情感"。"诗人经过人生沧桑之后，当他深入再深入到自己内心的深处时，他的感受是混沌的一体的、概括的、莫名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是惘然的无端的"。 六、樊南文研究 李商隐的文尤其是骈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是研究者却不多，本世纪对樊南文研究的单篇论文主要有：董乃斌的《论樊南文》、《李商隐散文简论》、吴在庆的《樊南四六刍议》等。 其中，董乃斌《论樊南文》是本世纪较早对李商隐文进行全面、深入探讨的论文，该文着重分析了李商隐花费极大精力所从事的骈体文，说李商隐为文曾经历了一个由散入骈而最终以骈文为专业的变化过程，并从三个方面探究了这种变化的意义：首先，这种转变表明，在韩、柳大力提倡"文从字顺"、明白晓畅的古文，并在社会上发生巨大影响之后，骈文依然有不小的市场；其次，应该看到，是李商隐的生活道路促使他变成一个以写作骈文为专业的人，而他所以走上这条生活道路，又有着某种必然性（如其职业特点和令狐楚的影响）；第三，商隐之所以下苦功钻研骈文，并非全然被动地由于外界的原因，真正的动力还是蕴藏在他本人思想深处的要致身通显以实现政治抱负的强烈愿望。对于李商隐四六文的思想内容，作者指出，樊南四六虽然许多都是代笔文字，但从中却不时透露出李商隐本人的政治观点，作者还指出，樊南四六中较好作品的真正优点，在于通过某些修辞手法的适当运用，使文章不但具有一般的辞章之美，而且增强了形象性和含蓄性，从而超越了一般应用文的水平而进入艺术的境界。《李商隐散文简论》则侧重探讨了李商隐的散文，作者认为，李商隐对古文仍是很重视的。他将李商隐现存的李商隐散文分成两类，一类侧重议论，一类侧重叙事，并指出它们的风格都接近韩、柳古文。吴在庆的《樊南四六刍议》是继董乃斌前文之后论商隐文的又一大成果。文章指出，商隐初习古文，后转习四六的个中因由有二：一是作者长期为幕，必须迎合时尚，捉刀代笔，身不由己；二是古文运动影响的减弱及商隐对儒道某些主张的怀疑。商隐四六，多代人立言，这是被人视为内容空洞从而备受冷落的一大原因。该文认为，商隐四六的价值首先在于丰富的史料性上。李文多代显要如令狐楚、王茂元、崔戎等而作，这些人与时政关系密切，状表呈启、酬赠往来，必然关涉时事并表达意见，这就使李文具有认识作用；其中的行状、祭文、遗表、碑铭等涉及一大批人物生平行事，所记或可与史载相印证，或可补史载之阙，或可纠史籍之误。其次，商隐四六在艺术上除了形式美之外，还有其特殊价值。一者，其中相当数量的应景文章，内容情感两皆空泛，用骈文可于隶事用典中掩饰空泛。二者，商隐四六在叙事抒情上也颇多值得总结的艺术经验。 另外，一些散文史论著如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马积高的《赋史》、姜书阁的《骈文史》也都涉及到李商隐的文，唯介绍较简略、论述稍浮浅。 七、李商隐文艺观研究 李义山诗中有一些论诗之作，而且他的创作中也体现出比较鲜明的创作观，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义山文艺观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 早在三十年代，张振佩在其《李义山评传》"章十一"中就从四个方面初步论述了"义山的文学意见"：义山的文学生活、义山对创作内容方面的主张、对格律方面的意见、义山的文学功效论。当时和稍后出版的一些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也简单地提及义山的文学主张。 吴调公《李商隐研究》是较详细论及李商隐的审美观的著作，他从李商隐的文学作品中抽绎出：一、婉约的优美感和坚韧不移的风骨，二、李商隐对悲剧性生涯的体验与探索，三、美的理想火焰永远在寂寞中燃烧等三点审美观。吴调公的《李商隐文艺观探微》》1983年第2期）则是较早出现的专论义山文艺思想的文章，该文认为，如果说中唐时代诗歌和散文这两个文艺运动的共同倾向是侧重于文学的思想性和较多地汲取儒家思想的进步方面，那么，李商隐的文艺思想恰恰是侧重于文学的艺术性和摆脱儒家的道统，要求解放个性。他的以发抒真情为内容和融各家之长作为形式因素的文学主张，既标志了晚唐初期对儒家思想的一次突破，也标志了他纠初唐四杰之偏。文章还从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李商隐的文艺观：不系今古，挥笔为文；流莺巧啭，比托遥深；博兼众体，不取"偏巧"。盖国梁的《李商隐诗歌创作的美学观点》一文则发挥了钱钟书、周振甫对李商隐诗歌艺术美的看法，文章援引周振甫先生在《李商隐选集》中所说的"商隐的诗，有摹写自然的，有润饰自然的，有通于自然的"的见解，并称周先生的识见"可谓精锐，洞中肯的"，特别是象商隐的无题诗，几乎可以说大都达到了钱钟书先生所说那种"通天"的完美境界。而周振甫先生指出：商隐在《献侍郎巨鹿公启》一文里论诗时所提出的"虑合玄机"，是已经看到了"造化之秘"，文章最后说，可见，"他的诗歌创作达到如此完美的艺术境界，是在其美学观点的指导下，有艺术的思维构成和创作的内在动机的。" 另外，八九十年代新出版的几种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也对李商隐的文学观有比较详细的探讨。 如罗宗强在其《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认为，李商隐对诗歌艺术的独特探索，反映了唐代诗歌思想的又一次重要发展。他将李商隐的探索分为三个方面：一、追求朦胧情思与朦胧意境的美。"他在艺术上着意追求的，就是如何才能不把内心完全袒露无遗，而只到此为止。神龙见首不见尾，一个个意象，仿佛露出一鳞半爪，留下了许多原该衔接而不予衔接的空白。这些空白仿佛迷蒙云雾，其中隐隐约约，让人猜度。这样的艺术追求，应该说是李商隐的一个创造。"二、追求一种细约的美。三、感情的表达方式是多层次、细美幽约、迂回曲折，而感情基调则是凄艳而不轻佻。他在分析李商隐的文学理论时也认为："他追求朦胧情思与朦胧意境，追求细美幽约，所以他不重诗教，而重情感表达。" 王运熙、杨明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着重分析了李商隐对前代或同时诗人的批评，指出："李商隐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多样"，"他既重视、钦佩李贺、杜牧的日常抒情写景之作，更推崇贾谊、李白、杜甫等关怀国事民生的篇章，还肯定了宋玉假托巫山神女寄托讽喻的辞赋。可见，在内容题材方面，他要求有裨于教化，但也重视抒发日常生活中的个人情怀，取径较为宽广。""在思想方面，他既肯定儒学，但有时又赞美老、庄自然之道，超越了儒家的思想规范，还认为道非周公、孔子所可独霸，因而对深受道家影响的元结作品备加赞美。在文章样式上，他兼长古文、骈文，既重视古文，推重古文家元结、韩愈；又爱写骈文，注意向南朝骈文名家任昉、庾信等人学习，并加以赞美，还慎重为自己的四六文编集作序。其诗特长律体（今体），但也有若干古雅峭劲的古体诗。他在理论批评方面的多样化表现和他创作方面的多种态势互相呼应。" 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则认为，李商隐在文学思想上，"大胆地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明确反对文学创作上的师圣明道，而主张缘情体物、抒写性灵，更彻底，更自觉地使文学与儒家政教脱钩，而成为表现个人感情角落，心灵世界的产物"。"李商隐的散文理论和创作实践，纠正了古文提倡者全盘否定骈文的片面性，又以注重感情和气势改变了骈文过分追求形式美而忽视内容充实的弊病，这对中国古代散文理论和散文创作的健康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李商隐从元气自然论的文学本源论出发，在诗歌创作方面，特别强调要言志缘情，抒写性灵"，而且，"他所说的'志'不是狭隘的儒家政教，而是泛指各类诗歌中诗人之志"。可见，"李商隐不仅在散文理论上是对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理论之否定，在诗歌理论上也是对元、白早期诗论为代表的新乐府理论的否定。" 八、作品集的新整理 和诗文研究一样，本世纪李商隐作品的整理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李商隐诗集新的整理。1985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叶葱奇疏注的《李商隐诗集疏注》，这是本世纪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李商隐诗的新的全注本。本书原诗以清朱鹤龄本为底本，参校北宋本、南宋本（清陆敕先校订本）、钱谦益抄校本及《才调集》、《文苑英华》等，校记附于注释中。本书除正文外，设有"注释"和"疏解"，疏解不仅绎述诗意，对诗的作年和时代背景，篇中的兴寄和寓意，以及运笔深婉、用典用字隽永之处，也加以阐述。书末所附李商隐的史传年谱，历代有关他的重要诗话选录等资料，也很有参考价值。 和叶著相比，刘学锴、余恕诚编著的《李商隐诗歌集解》则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李商隐诗歌作品整理的集大成性质的著作。该书是李商隐诗歌的会校、会注、会评、会笺本。校勘方面，用明刊汲古阁唐人八家诗本为底本，参校了明嘉靖蒋氏中唐人十二家本、明姜道生唐三家集本等明清刊本、抄本，并以唐、宋、元三代主要总集、选本进行校勘。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力图校定一个集合各本之长和诸家合理校改意见，同时又能较全面地反映各本文字异同的会校本。诗歌编年方面，在充分吸取冯浩、张采田等人考证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对李商隐的"江乡之游"与"巴蜀之游"及大量系诗进行辨正。不编年的诗，按题材、内容相近分类编次。注释方面，主要是在鉴别正误当否的基础上，舍弃旧注中一些明显的错误，删削少量明显重复者，其余则一概收录，便于研究者的比较选择，或从不同方面加以利用。笺评方面，先大体上按时代先后排列历代对一首诗的笺解与评论，然后再以按语的形式表示编著者对这首诗的意见。会笺、会评汇集了自宋至近代众多评家、注家和学者对义山具体诗篇的解说与评论，内容涉及考证本事、叙述背景、阐明旨意、论文谈艺等各个方面，甚至由此引发对义山其人其诗的总体看法。书后附有李商隐的传记资料、各本序跋、书目著录、李商隐年表及编著者关于李商隐生平事迹考辨等有关资料。 本世纪还新出版了一些李商隐诗歌的选本，如安徽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选的《李商隐诗选》、陈伯海选注的《李商隐诗选注》、周振甫选注的《李商隐选集》、王汝弼、聂石樵的《玉溪生诗醇》等，均各有特色。 虽然目前尚未出现一部新的李商隐文的整理本，但刘学锴、余恕诚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据他们发表的《〈李商隐文编年辑注〉工作设想》介绍，他们已开始将商隐所有存世之文（包括《樊南文集》、《樊南文集补编》及新辑佚文）合为一编，按年编次，辑录诸家笺校注释、系年考证，并加上编著者考订补正的成果。预计全编（约150万字）可在1998年年底前完成。 另外，刘学锴、余恕诚还整理了《李商隐研究资料汇编》，已交中华书局，不久也将面世。

2004-1-27 21:32 长天秋水

晕倒。。。。。。 <img src='style_emoticons/default/awkard.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awkard.gif' />

2004-1-27 21:33 ghostfly

弓虽 当心教授也google过哦，撞车就麻烦了

2004-1-27 21:35 长天秋水

没有自己的观点，不写论文也罢。。。 <img src='style_emoticons/default/ninja.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ninja.gif' />

2004-1-27 21:52 瓜小南

没有观点就是最大的观点。 <img src='style_emoticons/default/ninja.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ninja.gif' /> 一个死人有什么研究啊。

2004-1-27 22:00 长天秋水

<div class='quotetop'>QUOTE(shala @ 2004-01-27 21:52:02)</div><div class='quotemain'> 没有观点就是最大的观点。 <img src='style_emoticons/default/ninja.gif' border='0' style='vertical-align:middle' alt='ninja.gif' /> 一个死人有什么研究啊。 </div> 扁！~

2004-1-27 22:06 瓜小南

有一句老话： 女人的心，海底针。 所以就更加不用研究了，哈哈